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惟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己的苛刻情绪近似宗教信仰，可是在所谓“后现代型”的社会里，却变得那么不合时宜。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忧。

　　在11月25日巴金百年诞辰前夕，著名文学评论家、巴金研究者陈丹晨也对记者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爱看巴老的作品了，但这个复杂而信仰缺失的社会多需要巴金式的爱和人性啊！“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的大师级作家都不在了，巴金是硕果仅存。他是我们跟上个世纪的革命、文学、爱情联系的一个纽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朱金顺在电话中说。

　　中国青年的启蒙老师

　　巴金伴随中国走了100年了。人们仔细回视，发现他跟我们的少年、青年时代联系得这么紧密，或者说跟少年中国联系得这么紧密。

　　刚刚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巴金全传》的陈丹晨是当年上海的老地下党员，他以亲身经历告诉记者说：“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正确估评。实际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我们党是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巴老是中国革命青年的启蒙老师。“我对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说过的话印象特别深：那时候为什么许多青年男女抱着巴老的作品，与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为他倾诉的苦闷正是年轻人的苦闷，他真诚而急于倾诉的风格正符合年轻人的态度。他们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们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爱人和自由，从此走上了与旧社会决裂的反抗道路。

　　“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著名评论家陈荒煤曾说，他在鲁艺当教员时发现，许多青年投奔延安并不是看了马列主义书籍，而是读了巴金的作品。他们在他的作品中懂得了要反叛和自由。那时哪里能反抗？就是延安。”

　　这些出于人道和爱情的反叛，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注定要与人们内心的阶级斗争说发生冲突。因而巴老的命运有了不同。陈丹晨记得，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对广大青年说：“你们现在不要老读巴金的作品了，要读解放区的新文艺作品。”

　　但广大青年对于巴金作品的热衷程度比起解放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

　　围攻了半年多后(为什么叫围攻呢，当时北师大、武大、北大的学生社团和《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等刊物群起而攻之)，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虽然经过了反右之祸，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

　　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当时陈丹晨到上海图书馆作了一次调查，巴金作品出借率仅排在《青春之歌》、《红岩》和《红旗谱》等三部当代小说之后……

　　巴金有两个梦想

　　“可惜现在的青年不再看巴金的书了！”许多老一代对当代中国青年远离巴金的作品深感惋惜，“一个时代逝去了！”

　　但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

　　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陈丹晨回忆，巴金也曾伤感地说，是不是我已经老了，有老年人的唠唠叨叨？但是掩盖了伤疤并不等于伤疤就不存在了，病症也不能好。

　　他怎么能忘了“文革”带给他的？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

　　“‘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许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恢复原样。”

　　对“文革”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以及民族信仰丧失，巴金内心很痛苦，说“文革”以后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在《随想录》中至少有4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

　　作家李辉在巴金百年诞辰前写道：“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作出各种表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巴金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我们当时听了话，批判胡风，后来说批错了，但没人出来负责，反而让我们内心经受煎熬。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随想录》最后一篇文章是《怀念胡风》。写这篇文章时巴金已经得了帕金森病，每一个字都是用左手推扶着右胳膊，颤颤巍巍画出来的。每天写100多个字，七八千字的文章写了1年时间。

　　他现在不能说，不能写，赖鼻饲维持生命。他特别痛苦，思维清晰而不能与人交流，求死又不能。他多次向身边人表示“我是在为你们活着”。但他活着，多少人就会感到温暖。正像20世纪90年代编辑了《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著名编辑家王仰晨说的，“即使他已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能力，但只要他仍和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我们就会感到踏实，感到精神上有了支柱”。

　　巴金有两个梦想。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的建成。他的另一个梦想还没实现，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