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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前还未闻艾滋病大名的中国，今天已是内地31个省份均有蔓延的国度。

　　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已有84万人，其中只有5%的人可以找到，而其他95%则隐没在茫茫人海中。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如以每年30%的增长率计，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人。

　　这意味着，每130人中就有一个。

　　在西方国家，吸毒、针管注射等是病毒传播的首要原因，而在中国，最大的祸首可能不是吸毒和不洁性行为，而是因为卖血、管理混乱而造成的集体感染。

　　———摘自《“艾”情紧急———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调查报告》

　　“以前我觉得艾滋病都是‘外国病’，离自己挺远的。没料到，它已经威胁到了身边的亲人。”

　　杨松，《“艾”情紧急———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调查报告》的作者，现在是浙江传媒学院大二的学生。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12次自费到艾滋病高发区河南省上蔡县、7次进入被媒体称为“艾滋病村”的文楼村进行社会调查，写成了这份21万字的调查报告。

　　10月，杭州，记者见到杨松。“你为什么会这么关注艾滋病呢？”杨松对记者的直率一点也不奇怪，他讲了自己的故事。

　　1999年，杨松中专毕业回乡———山西省南部一个小县城。“当时，我知道我们这边卖血的情况挺严重的，大家总在说要喝盐水什么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老家已发现有人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更让他震惊的是，自己的学费中就有一位亲戚卖血换来的钱！“以前我对艾滋病了解不多，觉得这都是‘外国病’，离自己挺远的。没料到，它已经威胁到了身边的亲人。”

　　从那时开始，艾滋病问题就引起了杨松的强烈关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先后做当记者和教师，也利用这段时间查阅了大量关于艾滋病方面的书籍资料和媒体报道，并收集关于艾滋病方面的信息。“当时，我也在老家和附近的几个省作过一些调查，发现几个地区的艾滋病感染似乎都与卖血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稿子却发不出去。”

　　“我亲自去过艾滋病疫区，震撼太大了，让我欲罢不能。”杨松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后来，他发现一些中央媒体开始关注河南省上蔡县的“艾滋病村”。“这是个契机，既然这个话题对文楼村放开了，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开放的典型来研究艾滋病村的情况了。文楼村是一个缩影，控防政策也好，救助模式也好，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可以供全国很多有类似情形或迹象的地方参考。”

　　尽管有自己一心想做的工作，但为了实现父亲的心愿，2004年杨松还是参加了高考，成了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的一名大学生。此时，他已经23岁了。

　　高考一结束，杨松立刻开始了自己在河南省上蔡县的实地调查。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每逢节假日，杨松就一个人悄悄地去那里搜集资料，短则两三天，长则半个月。

　　学校对大一新生管得严，想请假并不容易。有时候，杨松坐周五晚上的火车，第二天中午到上蔡县，然后在周一早上7时赶回学校上课。“自己想做的事，特别是有意义的事，一定要一步步去实现。”因为年龄，明显比同班学生成熟的杨松，脸上透着一种坚毅。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杨松工作5年攒下来的7万元钱，除了交学费，大部分都用在了对艾滋病的调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