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村民们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那句风靡一时的顺口溜“一弯一蜷，50大元”。

　　杨松说，他只去过河南等几个省调查艾滋病，所以对全国的状况没有发言权。但在豫东某市，当地一家较大的医院有医生告诉他，这几年他们检测出的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上千例，全部是献血和被动输血者。

　　卫生部门有人告诉杨松，在血浆经济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时候，不仅是防疫站、卫生局和医院，甚至是乡镇企业局、公安局、人武部、物资局，各种相干不相干的部门、单位都纷纷上马血站。“最巅峰的时期，整个河南省血站超过200家。除此之外，未经批准的非法血站无从统计。”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上午到县城卖血，一扭脸又跑到外地卖去了。”一名老者亲口告诉杨松。“我一年最少卖300次，平均差不多每天一次，实际上一天抽两三管血是常有的事。”村民阿勋说。按照采血手册的规定，单采血浆者每次至少要间隔半个月，但事实上，这个规定形同虚设。

　　另一方面，往最积极的方面猜测，可能是出于保密的考虑，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在卖血者中的出现没有通报给下面的卫生防疫部门和血站，或者即使有人知道也不了解艾滋病怎么传播。上面的管理者虽然知道有艾滋病，但根本不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所以意识不到可能大规模传染的严重性，只认为那是偶然的个别现象，不让感染者再卖血就万事大吉。“就这样，由着艾滋病病毒随着携带者像幽灵一样在中原游荡，毁掉村民的健康，侵蚀一个个贫困乡村的灵魂。”

　　“卖血给村子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非法采血，除了让少数人暴富之外，留给社会和村民的完全是灾难。”杨松感慨，如今，国家和地方政府却成为替这场灾难埋单的“冤大头”。

　　为了接待参观者，孩子们站在校门口，早上迎接晚上欢送，中间还要表演节目，基本上一整天上不成课

　　今年暑假，杨松带着另外8名同学走进了文楼村附近的艾滋病孤儿院支教。

　　从7月4日到17日，短短10天时间，杨松和他的支教队伍已经和孩子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16日的最后一节课，孩子们哭得不行，我们心里也酸酸的。”杨松说，“本来我们打算17日趁着孩子们还没起床就悄悄地走，可早上6时刚准备出发，就看到孩子们已经站了满满一院子。”

　　这家孤儿院是在原养老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由于温家宝总理曾经来视察过，这家孤儿院显得备受关注。园内建有阳光小学，现有9名专职老师，都是教文化课的，音乐、美术等教师缺乏，所以学校相当欢迎这支支教队伍。

　　“这种孤儿院与学校合在一起的模式有它自身的问题。”杨松告诉记者，在他们去支教的短短10天里，这里就接待了4拨参观者，孩子们站在校门口，早上迎接晚上欢送，中间还要表演唱歌跳舞节目，基本上一整天上不成课。“六年级的学生，英语单词念不出几个。”他说，“这里一共有两个初中毕业生，但都没有考上高中，就是因为文化课底子太差了。”

　　“孩子大都有心理创伤，有的孩子不适应这样的集体环境。”杨松认为，除了政府设立的这种孤儿院以外，孩子们似乎更需要一些分散抚养方式，家庭的感觉，正常的环境。“我想，解决艾滋孤儿的抚养问题，是不是应该在方式上实现多元化？”他这样建议。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受歧视、为社会所不容的现象，是个很大的问题，这种观念不改变将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

　　按照计划，今年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之前，杨松的书就能出版了。但他却说，“一切还远没有结束”。

　　事实上，杨松并没有体会到完稿后的轻松和心血付梓后的欣喜，因为这本书里包涵着太多的苦涩和沉重，以及调查中他所了解到的那么多令人惊讶、悲愤却无奈的现实。

　　杨松很欣赏救助过多个艾滋家庭和艾滋孤儿的著名慈善家、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所说的这段话：假如艾滋病是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燃烧。目前最急切的任务是在火场中救人，即减少艾滋病患者所受的痛苦，让患者的遗孤得到关爱和接受教育的机会。至于起火原因是意外还是蓄意纵火，是谁人放火等问题，相对来说显得次要。与其隔岸观火，高调炒作，追究责任，不如亲临火海，低调实干，救火救人。

　　之前，杨松曾进行过一次简单的调查，是在素质相对较高的大学生群体中进行的，但结果，能够完整回答出艾滋病的3种传播途径的人不到30%，至于其他的艾滋病常识则几乎是空白。对于社会公众，尤其是农民来讲，情况更不乐观。

　　杨松说，对当前的严峻形势，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充分认识，更有甚者仍然认为艾滋病问题主要在西方国家。“很多医务工作者也没能完全改变对艾滋病患者的畏惧甚至歧视。直到现在，一些医生、护士见到艾滋病人，都退的远远的，甚至是对待妓女、嫖客那样鄙夷的态度。他们走到病人前面要绕个圈，不敢跟他们握手，就是握手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戴手套。”

　　“另外，有关艾滋病方面的宣传力度和广度还有待增强，目前只能说是让大家都知道有种病叫艾滋病，但谈‘艾’色变的状况并未有大的改观，人们对艾滋病的错误认识或很多错误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这就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艾滋病患者受歧视，为社会所不容的局面，这种观念不改变将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位当代的大学生，杨松说，自己身上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