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各种行当中，有些行当的职能相对清晰。从业者也好，管理者和外界也好，对这个行业的看法都大致差不多。工人做工、商人经商、律师诉讼、警察执法等等，异议不大。随着时代发展，有些行业职能有变化，农民过去种地，如今可以加上“自主经营”、“进城务工”。也有向来就含糊不清的行业，比如新闻记者。什么含糊不清？行业职能不清楚，记者是干什么的，不清楚。

　　先说外界看法。上世纪90年代初，我去北方某省农村采访，内容涉及土地问题和村委会选举。到农户家坐在炕上问情况、做记录，忽然进来几个农民跪在炕前，哭诉当地村镇干部违法行为和他们的冤情。90年代末，我又去该省另一处农村采访，内容还是土地问题，但牵涉的不再是村委会，而是一个县级市的主管部门。到乡长办公室核对情况，外面围了许多农民。有几位农民闯进办公室跪下。我连搀带拽地扯起一位老农，说：“别跪！以后对官、对记者，都别跪。”这种情况在报社编辑部办公室也不止一两次地发生。我和同事写报道，反映某省城个别执法者枪杀无辜，死者母亲请律师取证，坚持申诉，最后获公正裁决。没想到稿子见报后不久，该省城又来了两位母亲，找到北京我的办公室跪下，反映儿子被执法者枪杀。我愕然。没想到这种恶性的特殊情况在一个城市里竟不是一件两件。后来两位老太太在大雨里互相搀扶着离开了。

　　当事者把解决问题的职能部门抛开，来给记者下跪，现象上看是对记者职能的误解。而造成这种误解当然有很深的社会原因。我想起上世纪70、80年代人民日报社一位写调查性报告文学的著名记者，专程到北京找他反映问题的人很多。这位记者于是慨叹：“他们为什么要找一个既无权、又无钱的记者呢？”他这样问，其实心里是有答案的，而且这个答案明明白白。

　　拨乱反正时期，历史冤案的解决不少是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重视，得到解决的。改革开放后，出现腐败现象和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受害群众又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于新闻媒体。这就是下跪者的逻辑，其中反映的社会问题不是“悲哀”两个字说得清的。好在现在提出“政治文明建设”，许多问题的解决包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命题之中。但可以想见，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免不了会有些受到侵害的群众把记者当做解决问题的“青天”。我只是再不想看到频频下跪的场景了。

　　外界的这种看法，有时会影响从业者的自我意识。有的记者因此也对自己的社会职能产生了误解。在报道中发议论、做判断，充当仲裁者，引起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仲裁机构不满。这些记者本意未见得不好，但没弄清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性质。这就是我们在实践中经常遇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记者是干什么的？

　　这个问题扯到了新闻理论，扯上了“原理”。原理这一层当然我们具体干记者的定不了，我们习惯把原理交给权威、交给上级、交给舆论的掌权者去定。但谈谈看法总可以。我说记者是写新闻的，是报道事实的。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是说出事实，或者说出问题。解决问题自有职能部门。记者不可能包打天下，哪怕是发议论、下结论也不合适。那不是法制社会的做法。记者只提供事实信息。

　　关于职业的自我意识，记者行业还存在其他误解。比如有些人弄不清自己是报道者还是被报道者，分不清新闻客体、报道对象和报道主体。

　　本来，记者是报道者，要报道的是新闻客体。实际生活中，不论纸媒体还是电子媒体的报道，记者主体的出现越来越多。诸如事件新闻的开头常见的开场：“接到线索后，我们的记者赶往……”、“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即使不是事件新闻，也用“我们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等等来开篇。这类硬把“我们”塞进报道的做法，至少是赘余。你不信，把有关“我们”的内容删了，直接报道新闻对象，丝毫不会对报道的核心信息有什么减损。特别在新闻现场的报道中，主客不分，把新闻客体撂在一边，把自己当报道对象加以渲染的做法越来越常见。什么“我们登上了老山主峰”，什么“我从现场归来”，也有在一次报道攀登珠峰的过程中，记者搭帐篷、搬设备、吃饭、干活，都成了报道内容。记者报记者，自己报自己。好像记者在报道中不现一下身就没法显示现场感，个别的干脆把自己当成了报道对象，还不知道滑稽。

　　这种现象这几年大行其道。不加规范的话，可能还会更成气候，形成一种业内认可的工作常态。这种“时尚”进而发展为记者采访记者，媒体报道媒体，自己宣传自己。访谈节目中，当事人没请到，记者成了嘉宾。新闻中，媒体喧宾夺主成了主角。

　　媒体的自我炒作，客观上也许出于商业需要。主观上还有一个原因，新闻界的职业意识尚未树立起来。换句话说，是没有职业化的自我意识，有些行内人没弄清自己是干什么的。

　　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记者的活动情况穿插于新闻报道中，起一点结构上的承接转换作用，电视新闻里记者串一下场，未尝不可，还能增加报道的可信度和现场感。但出现过多就显得滥，而且可能削弱报道的客观性。发展到喧宾夺主就闹笑话了。关键在于应该明确一个行业界限。

　　传媒存在的客观必要性，是传播事实信息。记者的职能无非是采集有价值的事实信息加以传播。记者的角色可以有多种描述，诸如报道者、讲述者、记录者等等，但至少不是裁判者，不是被报道者，尤其不是被自我报道者。被报道的绝对应该是我们说的报道对象。在国外严肃媒体眼中，像我这样拿这类现象当理论探讨来说事，要让人笑话。因为在法制国家，记者是报道者而不是被报道者，是最基本的、不证自明、不言自明的天条铁律。这一点没弄清楚，是不具备职业准入资格的。

　　以上说了说记者职业功能模糊的两类现象。一个行业，其职能不明确的原因，除了社会的认知、自身的意识存在误解外，缺少相关的体制规定是没法忽略、没法回避的一个原因。在教学领域，虽然新闻院系越来越多，但教材多而滥，且言不及义。也许是因为“原理”的关系，教材编著者在记者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上，定义五花八门，理念陈旧。谁也不明说记者就是写新闻的。与记者职业活动相关的法律条文不多，行政规定不少，上级精神更多。但对记者的职能、采访的权利、应负的责任等等，无统一的依据。这些问题值得沉思。-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50年代出生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