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记者是随着电视事业不断发展而壮大起来的，我就是在这时期无意中步入了这一行业。这也是让人羡慕的职业，也是充满艰辛和危险的职业。

　　自从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见证了我国近些年发生的一些大事。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7年三峡大江截流，香港回归，邓小平骨灰洒入大海，1998年抗洪，1999年五十年国庆阅兵，2003年非典病区采访，2005年珠峰高度重测等。也去过很多普通职业难以涉足的地方，从南极到北极，从新疆的罗布泊到缅甸的金三角，从云南的高俪贡山到西藏的墨脱。经历了这一切使我感到做记者很难，做好记者更难。记者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艰苦的工作中找到乐趣。特别是电视记者，你要客观反映事件的真相，就必须拿着几十斤重的摄录设备奔赴现场采访拍摄。

　　要说累，我觉得去西藏的墨脱最累。2002年我随中科院，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科考队在墨脱进行了近一个月采访拍摄。这地方是我国惟一不通公路的县，要出入这一个地区全靠两条腿，道路不但极其难走而且充满危险，山体经常滑坡，有的地方连牲口都难以通行。每天，除了背必要的行李，我还有比同伴多几十斤重的摄像器材。一天20多公里路走下来，脚磨起了水泡，双肩红肿脱皮。除了负重赶路，摄像记者最辛苦的就是别人工作时你要工作，别人休息时你还要工作，拍摄每一个有价值的镜头，把我们科考的成果用摄像机真实记录。在工作时，还会有很多不受欢迎的朋友不期而至，给人带来威胁——这里蛇，蚂蝗，各种蚊虫到处都有。墨脱有个叫蚂蝗谷的地方，蚂蝗特别多，防不胜防。走累了，路边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一坐下蚂蝗就会爬过来，只能站着喝点水。还有一种很像小苍蝇的飞虫，人被咬了之后，会起个小血泡，奇痒无比，而且一碰坏就会流很多血。有一次，由于天热在拍片子时就把衣袖卷了起来，半天下来我数了数一个小臂竟然被咬了40多个泡。辛苦一天到了晚上，人困乏到了极至，可这时我们还要找地方搭帐篷，有时连一块儿能搭帐篷的平地都很难找到，有一天，我们在一个老百姓家猪圈旁找到一块略平一点的地方搭起了帐篷，席地而睡。睡梦中微风吹过，带来的全是猪圈的臭味，听到的是老鼠觅食满地乱跑的声音。一到这时，我就开始后悔了，干吗要来这，遭这罪呢？可是完成任务回到北京后，每每回忆起那些日子，大家在野外团结协作，战胜自我战胜各种困难麻烦，圆满完成工作任务，所有的苦全都变成了乐，使我又向往这样的“战斗生活”。这就是我们记者的工作，苦中有乐，回味无穷。

　　记者还要有不畏艰险的精神。在多数场合记者好像是一个中立者，局外人。但在有些情况下，新闻事件就是和你息息相关的，你也会成为事件的一份子。2003年，非典的肆虐，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记者更是如此。当时，我被派到当时接诊非典病人最多的北京胸科医院，进入隔离区进行采访报道，于是，自己也成了被隔离的一员。记得当时采访部主任谷云龙给我打电话征求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进入非典一线采访，也许是因为我当过兵的缘故，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越是危险的时候也越是需要人们奉献和牺牲的时候。我想，既然那么多医生护士能站在病床前，既然他们能够不畏艰险，我同样也可以做到。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也算是不辜负社会。由于记者进入重症监护区危险性非常大，因此有严格的限制，领导经过反复斟酌决定让我和江黎去，也说明了组织对我的充分信任。刚到医院采访时，我总觉得我们的工作都是虚的，不像医护人员，真是治病救人。可有一天，一位医护人员看到我问：你们是记者吧！我说：是，看你们多辛苦，又危险，我们的工作太虚了。没想到这位医生说：不！我们在这里真的很需要精神鼓励！听到这话我才感到，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我们是在把白衣天使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传播给社会，把他们精湛的医术，坚强的毅力连同他们美丽的心灵一同展现给所有的人，在这每个人的精神都很脆弱的时候，我们在传递一种信心，一种生命的珍贵和坚强！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要说险，南极更险。1999年我随16次南极格罗夫山考察队，进入内陆冰盖考察，这也是人类首次大规模，全方位的对这一地区进行多学科的考察。我和全体队员在这里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危险经历。格罗夫山距中山站五百多公里，由于直升飞机续航能力有限，也称为国际无人救援区。科考队员只能借助雪地车行走，在行驶过程中往往是车过之后冰缝开始塌陷，我们戏称在这里开雪地摩托是一种“死亡游戏”。有一次，我们几个队员骑着雪地摩托车去找陨石，在途中，看到左边有一个大冰缝，我就和后边坐着的队员说：左边有冰缝我们往右走，话音刚落，就突然感到车后下沉，我本能的加大油门，一下冲了出来。车停稳后，我们慢慢走过去一看，一个一米多宽，深不见底的黑洞呈现在我们面前。好险，要不是那一瞬间的反映，我就要和我的队友长眠于此了。我们做记者的在这种地方，要完成自己的拍摄任务就得把所有地考察点都跑遍。在这个地方跑的越多，危险就越多。在南极我们既是记者又是科考队员。完成自己的工作后还要帮助科学家们做工作。在南极雪地摩托车卡在了冰缝里，要去拍。雪地摩托车坏了我去帮助去弄。还有一次，科考队决定下到被称为“地狱之门”的冰缝里考察。谁第一个下去呢，队长想来想去最后找到我商量，叫我先下去给队员排险探路。做为一名记者，无论如何，第一个下冰缝探路的都不该是我，可是在队长心里，全队人当中，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最突出的。我想了想，觉得大家一起出来不容易，不希望有人缺胳膊少腿的回去，更不想看到少一个人回去。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因为几年的侦察兵生活，锻炼了我的胆量和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所以，我也就成为这次考察队第一个下冰缝的人。

　　记者需要有一种奉献精神和使命感。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用手中的笔和摄像机真实地记录历史事件。我们今天记录的每一件事都会成为明天的历史。所以，我们对待每一项任务，都要想一切办法认真地去完成。非典肆虐的时候，我在胸科医院那些日子里，始终在想，这突如其来的疫情是人类的灾难，我们拿着摄像机，就有责任和义务多留下一些历史镜头。所以每次进隔离区我都尽量多拍一些镜头，同时，也想拍医护人员给非典患者上呼吸机的镜头，可医院不同意，说上呼吸机太危险，容易被感染。一天，看到医护人员正冒着生命危险给病人上呼吸机。我很希望通过我手中的摄像机把这些真实的故事告诉给电视观众，白衣天使是我们生命的守护神，有他们我们很放心！可是，院方只允许我们在窗户外面拍，由于外面条件限制，窗户台又高，只好爬到窗台上拍，可玻璃又反光。想了好多办法也没拍好，这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个遗憾。

　　我们时刻要牢记，我们肩上扛的决不单纯是一个摄像机，而是一种责任，是历史的使命。-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摄影记者，60年代出生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