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到记者节了。过去的四年，记者节对我来说，意味着校园里高悬的横幅，知名传媒人的讲座。还有每年一次的学院大会，新闻学院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齐聚在逸夫楼灯火辉煌的报告厅里，即将毕业的学生为大家播放精心制作的实习总结片，一届又一届，这些“准新闻人”的脸上是永恒不变的激动、紧张，期待得到肯定和赞赏的目光。

　　没错，在我还是个新闻学院学生的时候，记者节是个重要而且严肃的日子。我们会被王志的冷幽默逗得开怀大笑，会被闾丘露薇的坚强果敢深深感动，甚至对战地记者的工作心生向往。再没有哪个时刻能像每年的11月8日，能让我们觉得自己未来的职业是如此引人如此高尚。每一个记者节过去，对这个职业就更多一分渴望，当大四那年的记者节，我终于可以在机房熟练地拼出一版“记者节特刊”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节日就要真正属于我了。

　　可是，一年后的今天，终于成为新闻人的我，只会如往常一样，把11月7日的日历轻轻翻过，接着奔向下一个采访现场。

　　也许是和工艺美院的留学生盘腿对坐在工作室的地毯上，喝着加了很多冰块的橙汁，听他讲怎样把陶土烧成金属的质地；也许是回到校园，认真到近乎虔诚地听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讲述编纂清史的来龙去脉……更可能是我冒着大雨拎着高跟鞋在王府井大街上狂奔，心中祈祷颁奖礼可以晚五分钟开始；还可能是我在北京春天的沙尘暴里坐四小时公交车再步行五公里去寻找一位来自美国的绘画老师……光鲜亮丽只是昙花一现，大多数时候我不得不忍受镜子里的自己灰头土脸狼狈不堪——这倒是和传统意义上的“好记者”形象不谋而合。

　　北京是那么大，我是那么小，不止一次，曾经对这份职业的“高尚性”产生过怀疑：什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什么“第四种权利”……当我坐在能把我带到下一个约定的采访地点，甚至能穿越整个北京的长途公交车上，一只手攥着充当午饭的几块饼干，另一只手在小本子上补记刚才采访中的只言片语的时候，所有曾经让我热血沸腾的豪言壮语都被统统抛到了脑后；只有晚上回到家里，在床上伸展快要散架的身体的瞬间，才会猛然意识到这个职业有多么不容易，于是带着实现自身价值，“离好记者的标准又近了一步”的满足与自豪沉沉睡去。

　　辛苦还好说，最难忍受的是委屈：采访对象似乎永远比你设想的更难以接近，要学会“死缠烂打”，要懂得“委曲求全”，有的时候，甚至需要“低声下气”。心不在焉的敷衍可以用真诚的微笑来回应，而那些冷漠甚至粗暴的拒绝，往往等不到你作出反应就让所有的准备前功尽弃。从未因为辛苦而有过抱怨，却一次次因为委屈留下了眼泪，骨子里的倔强和好强甚至让我萌生过退意：也许我真的不适合作记者，也许我真的无法改变自己。

　　但我知道自己无法割舍。我喜欢作记者，从我选择新闻学院的那一刻起，“新闻人”这三个字就成了我身上最难以清除，也从不想清除的痕迹。我喜欢每天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我喜欢看到自己的文字印在报纸上，更喜欢从我的视角，用我的观点来告诉读者他们关心的问题——我喜欢观察一切，而记者，就是帮助人们看世界的“眼睛”——我再想不出还有什么职业，能比作记者更富于挑战性，更需要知识和独创的能力，能比作记者更有趣，更有意义。

　　在第一个真正属于我的记者节，暂时停下脚步。回头看看走过的这段短短的、磕磕绊绊的路，总算可以松一口气——顺利闯过这一关，我终于明白了“记者”这两个真正的、沉甸甸的含义。收拾心情，再次上路，但愿明年记者节的时候，能有更多的收获留给自己。-

　　(作者为北京日报体育中心记者，80年代出生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