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袁新立。
如何应对来势迅猛的老龄化趋势?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正在制订老龄事业发展的“十一五”(2006-2010)规划,以确定未来五年中国老龄工作的重点。
不久前,负责拟草制定这一规划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袁新立,接受了《北京周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中国老龄化有什么特点?
袁新立:我认为主要有三个。第一,基数大。至2004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有1.4亿,占全国总人口近11%;65岁以上的老人为968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6%。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比很多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得多。
第二,地区发展不平衡。目前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口比已经达到了14%,西部贫困地区还不到9%。这种现象主要是由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
第三,速度快。根据国际标准,一个国家65岁以上老人占全国人口的7%,或60岁以上老人占10%,表明该国已进入老年型国家。按此标准,中国在1999年就已进入了老年型国家。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一个国家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一般需要花费50-100年。而中国实现这一转变最多只用了20年。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中国则是“未富先老”。
记者:老龄化不仅来得快,而且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提前来到的。那么,中国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
袁新立:客观地说,无论从物质准备、政策制度,还是从思想观念上看,中国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而且,从人口发展趋势来看,中国老龄化最高峰还没到来,大约在2030至2040年之间,那时老年人口将有可能占到全国总人口的25-28%。这给国家政策造成很大的压力。
记者:外界传言中国养老金缺口很大,甚至有人说这个缺口未来20年都很难填满。请问这个说法属实吗?
袁新立:确实是这样。中国目前养老金缺口达到了2万多亿元人民币。这应该是属于“历史欠账”。现在退休的老年人,大多是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后参加工作的。由于当时经济比较贫穷,国家实行高积累制,年轻人的劳动付出大大高于工资回报,出现了严重的“倒挂”现象。而且,由于当时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尚未建立,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基本上是由各自单位解决。因此,当中国现在建立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的筹集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时,国家政府必须也应该为这部分现已退休的老人“买单”。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近几年国家财政每年都会拿出570多亿元用于地方养老金补贴,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能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
记者:一直以来,中国老人大多是采用“居家养老”的模式。在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对这方面有没有特别的规定?
袁新立:在这个规划中,中国特别强调,未来五年将采取“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会服务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老人的传统观念相对较强,习惯了与子女同住的大家庭生活。
为了配合这种养老模式,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把发展养老服务业纳入了社区建设规划。今后社区规划必须配套建设老年服务室、老年行动无障碍设施、针对老人的社区服务队伍或服务中心。如果达不到这些条件,社区规划将难以通过政府审批。目前这种政策规定已在全国10个示范城市试运行。
记者:现实中,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很多社会养老机构出现了供求失衡的现象:条件好的,大部分老人交不起费用;交得起费用的,大部分老人又看不上。这导致很多养老机构过于冷清,或陷入经营困境。从长远来看,这很不利于养老机构的发展。政府将怎样改变这种局面?
袁新立:中国目前共有养老机构4万多所,床位数只占到全国老人总数的0.8%。按照国际标准,这一比例达到5-8%,才能满足实际需要。而且,现有养老机构的规模普遍偏小。例如,北京目前最大的养老机构才有500多张床位。因此,建设更多、更好的养老机构,在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不仅出台了相关的免税政策,而且给予财政补贴。例如,最近一两年来,只要社会资本建设养老机构,上海市政府将给予每个床位每年5000元人民币补贴;北京则给予每个床位每月100元补贴。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政府花钱购买服务岗位。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中国不会把老龄事业过早地推向市场。为此,我们现在一般不提老龄产业,而更多的是提老龄服务业。
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全国老龄委已联合建设部,启动了养老机构等级分类评选制度。这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做法。应该说,现在中国养老机构之所以出现良莠不齐的局面,也是与缺乏行业等级标准有较大的关系。这个标准出台后,各个养老机构将会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如为病危老人提供“临终关怀”、面向患有疾病、行动不便老人的“护理院”等。
记者:与国外相比,中国老龄工作有什么差距?有什么优长?
袁新立:这种对比是比较鲜明的。首先,我觉得中国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与综合素质,还与国外有较大的差距。这与养老机构不重视培养有很大的关系,上岗前只作简单地培训,甚至有很多养老机构不把护理人员当成一种职业来对待,认为只要招几个手脚灵活的“打工妹”就行了。由于给的工资待遇比较低,这些护理人员的流动很快,这就更加影响到护理人员专业水平的提高。
不过,在国外访问时,有一件事情让我颇有感触。很多生活在养老机构中的外国老人亲口告诉我,他们觉得中国老人更幸福。开始我也很纳闷,这是为什么呢?从硬件设施和生活条件来说,中国的养老机构都很难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机构相比。可是后来我明白了,国外养老大多注重物质生活,而中国更注重精神生活。
最近几年来,在中国大多数城市或养老机构,以老年人为对象的活动越来越多,如老年唱歌队、老年舞蹈队、老年模特队等等。只要身体状况许可,大多数老人都能找到一群“玩伴”,开展或参加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娱乐、教育活动。我认为,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对于世界上的所有老人而言,最难以忍受的应该是孤独和寂寞。
记者:您所说的幸福的老人,应该更多的是指生活在城市里的那部分。而中国大部分老人生活在农村。对于其中一些老人而言,目前更重要的还是怎样去保障他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政府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
袁新立:解决农村人口的老化问题,是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内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了城市,农村留下了很多“空巢老人”,那种长期以来依靠子女养老的传统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隐伏着很大的养老风险。因此,对于农村老人,中国未来应致力于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养的问题;一个是医疗问题。为了达到这两个基本目标,中国已经或将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正在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贫困救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