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凤凰卫视》阮次山畅谈中日关系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卓教授，您刚才谈到了“小泉现象”，那么，我们还想请教的是：如您刚才讲到的，“小泉现象”反映的是日本1994年后保守现象的出现，那么，为什么这种保守现象会出现呢？

　　卓南生(以下简称卓)：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冷战的结束；另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国内的经济泡沫，(促使)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以前，日本人更倾向于与美国争夺世界第一，所以，日本国内一度在争议：到底日本是世界第一，还是要安居于世界第二，即让美国做它的上司。在泡沫破灭之后，日本人知道自己再度打了败仗：第一仗是败在两颗原子弹上，第二仗是败在金融上。于是他们再回头来看，觉得自己至少要在亚洲当老大，却发现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于是他们感到恐慌。所以，我们在分析战后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时，我觉得要提到1996年4月17日，美日两国当时的领导人桥本龙太郎与克林顿会谈，重新对美日安保条约进行定义。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因为在那以后，日本实际上再度向美国称臣。就是说，它上一次打了军事上的败仗，这一次又打了金融上的败仗。那么，美日两国之间应该如何重新定位呢？日本认为它愿屈居第二，可是在跟美国合作时，它还是要讨价还价，就是说在亚洲应该由它来做老大。这里，美日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插手台海的问题。

　　插手台海问题甘当世界老二

　　阮：您刚才讲到其实1996年是日本第一次向国际(公开)发出“中国威胁论”信号。(卓：比较强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想在亚洲称霸，但正如您刚才讲到的，它对中国的崛起非常不安，这具体反映到社会潮流上是什么？

　　卓：当时，日本在对外方面还是比较含蓄的。所以有关插手台海的问题，日本用语是模糊的，比如像“周边事态”问题，当中国要它回答“周边”到底有没有包括台海的时候，它不置可否，虽然有些比较坦率的、或者说比较露骨的保守政治家说，假如不包括台海，那干吗来个重新定义？但还有一些比较温和的、所谓“稳健”的，或者是当权的政治家则不得不这么表态：“模糊就是我们的政策。”这种情况持续到今年2月的“2＋2”会议，即国防与外交方面的美日首脑会议为止。在这之后，日本已经从“假模糊”到“真清晰”，就是表明要插手(台海问题)。所以，对中国来讲，美日从1996年4月以后共同把中国当成其假想敌，两者之间其实是两相情愿的。我不认为日本是被迫参与美国的游戏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可能还有一部分这方面的因素，但是到了现在，这种看法已经过时了。

　　阮：9月26日，《朝日新闻》发表了一个据称是机密文件的报告，说日本防卫厅在今年的机密计划里事实上把中国当作假想敌，假设中国因为钓鱼岛问题、台海问题可能会对日本发动攻击。用这个当理由，这是不是符合您刚才讲的日本已经暗中把中国当作假想敌了？

　　卓：把中国当作假想敌是公开的秘密，日本人在公开场合对这一点都不否认。

　　阮：把中国当作假想敌，想在亚洲称霸，可是中国的崛起让它不能如愿，这是日本少数的媒体、官员、商人的想法，还是一种大众的、民间的主流思维？

　　卓：中国一向都把日本的歪风称为“一小撮”。我想，“一小撮”的说法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还是相当准确的。据我个人的观察，从那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也许“一小撮”还是那“一小撮”，但是那“一小撮”的影响已经非同小可！特别是在(90年代)社会党与自民党相抗衡的“1955年体制”结束之后，日本的政治土壤、气候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看待的。

　　阮：为什么会这样呢？

　　卓：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方面是由于国际上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内政治的变化；当然也不排除与社会党的内部分裂，及村山富市当时在小泽一郎的逼迫之下投靠自民党有关系。村山富市的有些谈话也许有人认为是比较友好的、是对和平有贡献的，但从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史来说，他实际上是把社会党断送了。

　　小泉为什么非要参拜靖国神社

　　阮：有一点我们不太理解：日本好歹是个民主国家，在亚洲，它实行民主制度的历史与印度一样长，它的国家也很开放，那么，其政坛上派阀的斗争、派阀的变化能够主导日本社会的主流走向吗？

　　卓：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战后日本的一些所谓“改革”的现象，或者说从本质问题来看。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或者说“改革”实际上是很不彻底的，这个情况与德国完全不同。德国法西斯分子直到今天还是要被追究的，而日本战前的政治家在战后依然掌握着国家机器，所以，只要一有机会，这些人的思潮肯定还会重新被鼓吹。我个人的观察是，战后日本的确有一股和平力量，在我们的学生时代，校园里很难听到对和平不热爱的言论。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种热爱到底是什么，又可以发现，真正反战的日本人其实还不是那么多，更多的人是属于官方定位为“厌战”或“恐战”的。日本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倾其全力想要医治的，就是这两种病———“厌战病”和“恐战病”。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医治”这两股力量，让他们“觉悟”到日本战争并没有错误、日本战争自有其理，让他们重新激发起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情绪)，那么，这股力量就能够被“医治”好。我们谈“教科书问题”或者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虚的，其实不是。对于日本政府、日本保守的政客或知识分子来说，它一点都不虚，他们认为必须从这些方面入手。这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为什么小泉要数度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为什么非改不可的原因。

　　所以，不是说我们避开历史，历史问题就没有了。我们避开历史，日本方面却是用言论、用行动，而且是有计划地在谈历史。所以，我的观察是，国际形势起了变化，政治对比起了变化，另外，思潮也起了变化。换句话说，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国内这一类的思潮已逐步从逆流变成主流。这可是一个社会土壤、气候的变化！

　　阮：换句话说，要改掉宪法第九条即所谓的和平宪法也是这个趋势里的事情。

　　卓：我认为是如此。因为在过去，(保守派)当然首先要摧毁社会党，因为不管社会党是不是很有组织性的(政党)，也不管它是不是很能干，它经常也都能拥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议席。为什么呢？因为民众总是希望支持一个有理想、至少是对现状不满的政党。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投民主党是支持修宪，投自民党也是支持修宪，即使是公明党，它名为“加宪”，其实也是修宪。在整个政坛都是以“修宪”为主流的情况下，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我想这样的一个潮流在目前应该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