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和谐”、“创新”，无疑是中国大陆2005年媒体使用频率最高、影响最为广泛的三个关键词。中南海高层强调构建“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呼吁“自主创新”，颇有针对现实、拨正发展航向的意味。

　　节约型社会：应对资源瓶颈制约的重大对策

　　大力节约能源资源，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的新国策。毫无疑问，构建“节约型社会”，是中南海高层2005年提出的最为引人注目、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重大决策。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重大决策并非空穴来风或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中国国情对经济发展路线的一个主动战略调整。

　　众所周知，中国在经历20余年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发展正面临空前严峻的资源“瓶颈”制约：2005年，以国际油价大幅度攀升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威胁为标志，中国资源紧缺的红灯亮起！石油、电力、土地和水资源的全面告急，迫使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

　　概括起来，中国经济发展遭遇资源紧缺、能源浪费、生态环境恶化的三重严重挑战：

　　中国号称“地大物博”，资源总储量虽居世界第3位，但由于人口众多，实际上人均资源占有量居世界第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属于资源短缺国家。温家宝总理就承认：能源短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淡水和耕地紧缺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由于科技水平落后，资源能源利用率低下造成巨大浪费，加剧了资源紧缺状况。上世纪最后20年，中国以能源消费翻一番为支撑，实现了GDP翻两番的目标。本世纪前20年将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可以预见，化学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的消耗将不断增加，资源紧缺问题将更加突出。

　　除了资源短缺外，资源浪费在中国尤其严重。从生产环节到生活环节都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政府和百姓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的观念都相当淡薄，铺张浪费、奢侈摆阔之风盛行。如住宅建设盲目攀比建筑面积、追求豪华成风，专家认为，大陆许多地方普通居民住宅建筑面积已经远远超过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

　　与此同时，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经济发展付出了“超常规”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代价。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空前严重，自然的报复已经开始，环保危机步步逼近，对人类生活和健康带来日益严重的威胁。空气污染、草原退化、江河断流、工业污染事件频频发生。今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最新“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可见问题的严重地步。最近中石油吉林化工厂爆炸导致美丽的松花江苯污染、哈尔滨全市停水4天，再次拉响生态环境污染的警笛！

　　“资源节约”乃中央倡建“节约型社会”的本质要义。为此，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缓解能源资源供求矛盾的重大举措，籍此想达到几个目的：一、抛弃追求高速度和GDP指标的旧的经济发展观念，提倡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二、大力调整不合理经济结构(钢铁、水泥、纺织等行业“产能过剩”)，转变“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粗放性经济增长模式，引入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千方百计节约与充分利用资源，降低能耗，治理污染。三、反对高消费，倡艰苦奋斗，在全社会催生节约型的社会生产、生活模式和观念，改良社会风气。

　　归纳起来，全力构建节约型社会，实际上是对20多年来经济发展途径作出的一项重大修正，也是醇化社会风气的一种良好形式，它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怎样估价也不会过高。

　　和谐社会：“矛盾凸显期”的社会治理战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落实“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治国理念的集中体现，更是应中国现实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战略的理想目标。

　　中国官方承认，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由于部分社会、经济关系失衡，改革成果分享不均，各种社会矛盾交集凸显，中国社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矛盾凸显期”，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不断遭遇新的挑战，社会治理战略面临一个大的调整。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这个国家则进入了“矛盾凸显期”。

　　中国目前正好进入这样一个时期。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表现为：贫富分化、分配不公、城乡差距、就业困难、官民关系紧张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穷人的经济学》中认为：“一个社会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在今日中国已经无法再加以掩盖和回避。基尼系数是世界公认的衡量贫富差别的一根标杆，0.4是它的“警戒水位”。中国的基尼系数2004年接近0.5。这意味着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到达一个危险的临界点。

　　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之中。统计显示，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在1985年是1∶2.57，到2004年为1∶3.23，实际收入的差距接近5倍。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别越来越大，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的调查显示，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城乡教育资源的巨大反差，已严重影响农村的发展步伐。

　　分配不公相当突出。全国政协常委安启元先生指出，目前我国各个行业之间、各个地域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不断加大的趋势。“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在2000年为2.62倍，在2003年为3.98倍，而到了2004年达到4.25倍。这还不包括工资外的福利收入”。分配不公，给社会成员带来了不满情绪。

　　而作为社会各种矛盾综合反映的“群体性事件”增多，正演变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近几年来，因农村征地、城市拆迁、国企改制、公民维权、腐败现象或安全事故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生，加剧了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

　　如何正确处理“矛盾凸显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对执政党是个新的考验。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执政经验基础上，为了调整社会关系，化解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全新理念，要为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