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是企业的高管，被工人视为资方的“走狗”，但当被选为工会主席后，他却一步步走向与“资本家”的对立；他为职工争权益，自己却被解除了劳动合同，至今还在讨要说法―――

　　唐晓冬从未想到，身为工会主席，为了别人的饭碗，他竟丢了自己的饭碗。

　　2004年8月，他供职的一家中日合资公司以严重失职为由，将他解雇。2005年即将结束，他还没有最终讨到说法。

　　5年前，唐晓冬应聘到北京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时，职位是总务部经理。他西装革履，打着领带，头发一丝不乱，开着黑色的桑塔纳轿车上下班。当这家企业普通工人月收入只有几百元至一两千元时，唐晓冬税后的月薪是4250元，外加不限额报销手机费。

　　在工人眼中，这是位“严厉”的高管，执掌公司行政、人事、后勤及保卫。“他挺有派头。”工人宋刚(化名)说，“管人挺有一套，馊点子没少出。”

　　唐晓冬直言不讳：“许多工人恨我。”

　　“在他们眼里，我就是老板的‘走狗’。”他苦笑道，“开除工人我开得比谁都快。”并且，因为参加过市劳动局组织的《劳动法》培训，他懂得如何在处罚职工时规避法律风险，“让他们抓不出错儿来”。

　　唐晓冬的高管生涯原本可以平稳地延续下去，可到了2003年，他的多此一举，让原有的平稳变得崎岖起来。

　　这年6月，公司宣布撤销每季度发给职工的劳保用品以及过节费，引起工人不满。矛盾反映到了总务部经理处。有工人说，如果有工会组织，工人就有地方说话了。

　　而另一方面，因为这家公司成立13年来未曾组建工会，已经多次收到上级工会督促建会的公函，公司上层也表示将成立工会提上日程。

　　在唐晓冬所作的一份“大事记”中，海淀区工会干部表示：“一定要向日方管理人员讲清楚，中国的工会与日本的工会不同，中国的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组织，既维护企业的利益，也维护职工的利益。”

　　而同样的“大事记”中，日方管理者这样表述：“工会是职工与管理者之间的纽带、桥梁，可以缓解职工与公司的矛盾。”

　　唐晓冬根本没有预见到工会与公司之间日后的对立。在他原先供职的国企里，工会“就是组织组织活动，发发纪念品”。他没往深处想，在海淀区工会的指导下，这位高管积极地开始了公司工会的筹备工作。

　　然而，在业已完成两轮预选后，公司高层却提出希望暂缓成立工会。

　　“我肯定听公司的。”唐晓冬当时表示，“但咱们还得听听海淀区工会的意见。”

　　这是种圆滑的态度。“我们中方人员都希望建工会。”他说，“借助政府来替我们说话。”唐晓冬称之为“借力打力”。

　　在海淀区总工会的坚持下，公司高层同意按时成立工会。2003年8月22日，三环公司工会选举大会在唐晓冬联系好的会场顺利进行。

　　普通工人宋刚那天夹杂在人群中去参加选举，“要揪也不能光揪我一个”，“如果去的人少，我就不敢去了”。

　　这家企业170多名员工中，109名参加了投票，唐晓冬得了106票。唐晓冬就这样“不得不”成了工会主席。

　　宋刚也投了唐晓冬一票，因为在公司的管理人员中，“他还算是敢为工人说话的。”不过，宋刚也并没指望这位严厉的高管真能替工人说什么话。

　　按照宋刚的理解，最初，工人们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只是“抱着一线希望”，“斗胆去跟他商量”，“没想到他还真主持公道”。

　　9月9日，三环公司工会委员会发出了它的001号“红头”文件，盖着工会大印，文件“建议2003年9月30日前，公司与全体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相关的各项社会保险”；“自2003年9月份起，依法调整职工的加班费”；“国庆节建议给职工发放过节费”。如是者共五条。

　　其实唐晓冬8月份当选工会主席时，对工会并没有明晰的概念。但是9月初的一个工会主席学习班帮了他的忙。两天的学习班主讲《工会法》，从国家为何颁布《工会法》，到为何按现有方式修改《工会法》，再讲到国外工会如何维权。

　　“在法律上，工会的法人与企业的法人平行。”他反复向工会委员会成员这样讲解他的学习心得。“咱们可是一级组织，不是一个草台班子，法律地位与公司相等。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也不是上下级关系。”

　　唐晓冬说：“我是发自内心地理解了《工会法》。”

　　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9月28日，工会委员会发出了002号文件，请公司拨给工会经费。它的003号文件，在10月中旬发出，建议恢复劳保用品发放制度，节假日发放过节费。

　　但是文件没有得到公司高层回应。

　　唐晓冬的“大事记”显示，从9月到10月，他把公司违反《工会法》的情况反映给了海淀区总工会，并将有些事情捅给媒体，以向公司施压。就未补发4名职工两年双休日加班费、补缴社会保险、签订劳动合同一事，公司受到了海淀区劳动监察大队的行政处罚。

　　有管理人员说，工会这样做是给公司添麻烦。但也有管理人员反问，公司不给职工签合同上保险是正确的吗？

　　11月3日，这天上午，唐晓冬与媒体记者到劳动监察大队为职工办理劳动争议投诉手续。下午，唐晓冬收到了《关于解除唐晓冬总务部经理职务的决定》。《决定》称唐晓冬“不仅未做好本职工作，造成不良后果；反而向某些记者提供不真实、不客观的情况，败坏企业声誉，影响生产秩序”。

　　同天，工会委员会发出了004号文件：“请全体职工一定保证生产”。

　　唐晓冬说，盖着工会大印的“红头”文件，总共发出20多份，但只有一份得到了公司回应。

　　一种来自公司高层的说法是，公司不是不承认工会，而是不承认唐晓冬，称他是利用工会达到个人目的。

　　文件中提到的问题，唐晓冬称，公司大多没有解决。

　　高管唐晓冬就这样走到了与公司剑拔弩张的地步。

　　“我是形势所迫。”唐晓冬说。

　　“全国那么多企业工会主席不都没这样嘛！”有人回应他。

　　“我们不一样，是民选出来的啊！”他反驳。

　　“你不干也不会怎样。”

　　“那对不起人家呀，那么多票投给我。”他说。

　　在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主任吴革看来：“唐晓冬是一个叛逆。”吴革在酒店大堂一份免费的英文报纸上看到唐晓冬的遭遇后，主动与他联系，并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的。

　　宋刚说，听到公司里有些高管承诺，只要唐晓冬下台，就给大家签合同、上保险。有人证实，公司里另一股力量甚至策划罢免工会主席，强迫工人签名。

　　有一段时间，“工人要跟我说话，都要四下看看。”唐晓冬说着露出一丝苦笑。

　　2004年1月，在北京市总工会、区总工会等干涉下，公司撤消《决定》，恢复唐晓冬的原有岗位。但唐晓冬说，名义上是配合新任总务部主任工作，实际上被“闲置”。

　　“闲置”期间，他继续召集工会委员会议，发出盖着大印的文件，协商各种问题。甚至其中有一份，是《工会法》和《劳动法》相关条款的摘录。同时，他也把这两部法律中的条款做成普法材料下发给工人。

　　“反正已经把公司得罪了，就好好干工会主席呗。”他说。

　　这一年，他两次为职工代理与公司的劳动争议仲裁，对簿公堂。他站在劳动仲裁庭的申诉人席上，而站在被诉席上的，则是公司新任总务部经理。两次仲裁，唐晓冬均胜诉。

　　“闲置”的日子本来也许能维持久一点，但是2004年3月，公司发现，唐晓冬未将公司的水源《卫生许可证》及时进行年检，该证2002年已过期。及至8月，公司即据此以唐晓冬“在担任总务部经理期间严重失职，对公司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为由，与唐晓冬解除劳动合同。

　　大量媒体报道称，唐晓冬是“北京首个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会主席”。

　　9月，这位前工会主席为自己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他们明摆着抓我毛病。”唐晓冬说。

　　10月，北京市总工会一位副主席公开表态，对唐晓冬表示“旗帜鲜明地支持”。

　　12月，仲裁中止。

　　此后，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调解。据称，有关方面希望双方能达成调解。但调解屡次失败，就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双方无法达成共识。

　　“赔偿多少不重要，我只想讨个对与不对的说法。”唐晓冬说，“哪怕判我输也行，总得给大家一个交待。如果我唐晓冬做对了，那么给后来者一个示范，如果错了，也对后来者有个警示。”

　　结束采访后，唐晓冬特地给记者发来邮件，谈他对基层工会“双维护”的理解：“两者地位一样，但在企业效益好时要侧重维护职工的权益。当企业遇到困难时，要侧重维护企业的利益。通过宣传国家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使职工知道哪些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工会要维护的就是他们的合法权益。当职工违反企业的规章制度时，工会要主动向职工讲清楚做通职工的思想工作，使职工做到主动接受公司的处罚，这样可以大大缓解职工与企业的矛盾。但当企业严重侵害职工的合法权益时，工会要代表职工与企业抗争。”

　　“双维护”曾使唐晓冬困惑。有一种意见认为，唐晓冬“精神可嘉，但方式可探讨”。

　　工人宋刚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唐主席都下岗了，你可别砸了我的饭碗。”为此，他一再反对用他的真名。

　　唐晓冬仍在等待结果。据透露，本月26日，有关部门就唐晓冬案召集了一次“关门会”，还是希望双方能达成调解。唐晓冬没有参加。

　　“唐晓冬要一个结果，要法律给他一个回答。”吴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