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方柏(前驻法国大使)：

　　总理忍着病痛冒雨陪同蓬皮杜

　　1973年，周总理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接待了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这是中法关系史上法国总统第一次访华，也是当时西方国家大国元首第一次访华。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尽管身患癌症，还是坚持亲自主持接待工作，以非常顽强的毅力支撑病体去机场接，接回来之后是宴会和会谈，之后又全程陪同蓬皮杜到大同、杭州和上海参观。

　　当时，总理病得很厉害，碰巧蓬皮杜也患了癌症。那天宴会结束后，晚上坐火车到大同去参观云冈石窟。总理说：“我还是第一次来参观云冈石窟，平常我都没有时间来，这还得感谢蓬皮杜总统选了这个地方参观，所以我才有机会来。”随后，周总理和蓬皮杜又从大同乘飞机到杭州，去看西湖。参观过程中，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是总理关心群众，非常愿意接触群众。当时蓬皮杜在看风景，而总理被好多群众围住了。大家围着他提了好多问题，总理都一一回答，总理还问大家“生活情况怎么样”、“你们单位的生产怎么样”等，感到很亲切。

　　最后是到上海参观。当蓬皮杜要离开上海、乘专机回国的时候，到机场的路上就下起大雨来。在机场告别时，蓬皮杜西装革履，冒着大雨不打伞。警卫想给周总理打伞，总理不让。后面不少领导因此也纷纷把伞收起来了，当时是9月份，已经是秋天了。总理在病痛中依然非常注意外交礼节。这一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会谈和宴会过程中，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个有病的人，但他实际上是忍受很大痛苦来做这些事情的。

　　华黎明(前驻伊朗大使)：

　　总理说：“我去不了伊朗了……”

　　印象最深的、也可以说是令我终生难忘的，就是1975年那次，当时我们知道总理生病住院了，但具体什么病不知道。

　　当时伊朗巴列维国王孪生妹妹阿什拉公主到中国来访问，提出要见周总理。这个要求通过外交部报上去了，但给她的答复是，总理病重住院，不能见，很抱歉。但她强烈要求，说非见不可。她说：“恰恰是因为周总理住院，我一定要去看他，我跟总理是老朋友了。”原来，总理和伊朗的阿什拉公主是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就认识了，阿什拉公主对周总理非常敬仰，所以她提出一定要去看周总理。最后外交部同意了。

　　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总理，当时因为脚肿，他穿了一双很大很大的特制布鞋，脸色很黄，非常消瘦，跟我们过去见到的总理已经大不一样。尽管如此，总理在医院里还是穿得非常端庄，保持了一个外交家的风度。

　　当时阿什拉公主最大的愿望就是周总理能到伊朗去访问。因为中伊建交前，总理有几次坐专机路过德黑兰，但是因为没有外交关系，没有去访问。当时总理说：“我是不行了，我是去不了了，将来要去的话，只能是我们在座的这些年轻人，要去就是他们去。”我们在座的人听了也很辛酸。我翻译给阿什拉公主听之后，她也非常辛酸，也非常感动。这时我们才知道，周总理的病原来已那么重了。在此之前，总理已经做过好几次手术了。

　　张庭延(前驻韩国大使)：

　　总理在医院里会见朝鲜客人

　　我最后一次见周总理是1974年7月11号，这一天周总理在医院接见了当时朝鲜驻华大使，我去做的翻译。他求见周总理，是为了转达金日成主席的口信，实际上就是看望和慰问周总理。当时周总理已经住院好几个月了，在医院见的客人不多，他的请求周总理同意了。于是我就陪着大使到医院去看望了总理，总理消瘦了许多，人显得很虚弱，但是精神还好。他穿的是灰色的中山装，脚上穿的是布鞋。大使转达了金日成主席对周总理的问候，祝他早日康复；周总理介绍了自己的病情，他虽然虚弱，但是言谈举止还是非常有风度。

　　非常岁月

　　细心观察，周恩来五六十年代的照片多为满含笑意、意气风发之态;而在最后十年，留下的几乎都是面色冷峻、饱含忧虑的形象。“文革”一起，“西花厅”也改成了革命色彩浓厚的“向阳厅”，原本洋溢着的温暖气息也一下荡然无存。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文革”一起，周恩来夫妇首先自己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原来往来的老友、烈士子女，甚至周恩来自己的侄辈，一下子都从周恩来的生活里隐去了。

　　“总理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锻炼，你从他的表情和言谈根本感觉不出他内心的波动。”赵炜说，虽然外面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压抑，但在西花厅内部，她很少听到周恩来谈论什么。“我记得天安门第一张贴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报到我们那里，大家都很紧张，总理一回来，赶紧把大字报抄下来送进去。我记得在客厅，大姐说，你们别紧张。”邓颖超只是一再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话要特别谨慎，不给总理惹事。“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赵炜说，在“文革”之前，大家就对江青这位“第一夫人”敬而远之，一次江青看上了周恩来身边的一个护士长，一听要调自己过去，护士不情愿地哭起来。到了“江办”，一位同志看到她在哭，特地叮嘱:“别哭，赶紧把脸洗洗，一定要用凉水洗！”护士也只能言听计从。和江青一握手，江青大呼:“你的手怎么这么凉！”马上把护士退回周办。现在想起来，赵炜揣测一定是江青身边那位善良的同志是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她。在那样的年月，这样的细节总让人感觉格外温暖。

　　1967年1月12日，邓颖超悄悄告诉赵炜，贺龙一家住了进来，就在前客厅，希望大家不要打扰他们夫妇。“文革”一起，贺龙夫妇就成了造反派的攻击对象，不堪忍受的贺龙在一天之前偕夫人贺明、儿子贺鹏飞偷偷搬进了周恩来这里。因为事关重大，邓颖超此前都对此事一无所知。

　　“住进西花厅后，贺老总几乎没出来过，周总理安排专人给他们送饭。我们工作人员也心照不宣地不提贺老总的事。”那几天值班，赵炜常常看到贺龙屋里的灯很晚还亮着，想到连贺龙这样的老帅都有家不能回，她心里不禁一阵难过。

　　9天以后，贺龙夫妇搬出了西花厅，几个月后，贺龙被迫害致死。周恩来对这位在南昌起义时就结识的革命战友一直怀有内疚之情。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着手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薛明。1974年底，在贺龙追悼会上，周恩来一进门就大声对薛明说:“薛明，薛明，我没保护好他啊！”说罢，76岁的周恩来老泪长流。

　　20年后，赵炜在整理周恩来遗物时，发现了周恩来亲笔改的悼词，“在这份文件上，我看到最初定的是在贺龙追悼会上行三鞠躬，但在追悼会时，周总理却向贺龙鞠了七个躬。总理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当时没有问，现在也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1971年9月12日，谁也没有感觉出来第二天将要发生一场震惊世界的“叛逃事件”。赵炜记得，因为头一天睡得很好，下午5点准备离家去大会堂开会的总理显得精神充足。出门时邓颖超提醒他别忘了吃药，周恩来含笑答应:“你放心吧！”

　　这天晚上，周恩来没有回家，工作人员奇怪，邓颖超也奇怪，“连续20多个小时不回来也没有一点信息的情况还比较少见”。下午，值班人员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语气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值班人员听得一头雾水。

　　9月14日下午，主管警卫的杨德中受周恩来之托，来到西花厅找邓颖超交待一些事情。“杨德中走后，邓大姐马上交待我，让警卫把大门关上，只有总理回来才可以开，其他任何人都走小门。她还让我告诉大家提高警惕，以防万一。”赵炜回忆，跟了大姐那么多年，那天她的状态也很少见:既不怎么跟大家说话，也没有踏踏实实地吃饭休息，总是坐在椅子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15日下午，大家接到电话说总理一会就回来。16点多，当周恩来在门口出现时，一直在等他的邓颖超一见面就心痛地说:“老伴呀，我看你的两条腿都抬不起来了。”已经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的周恩来掩饰不住的疲惫，老两口进了总理办公室谈了一会话，“我听到大姐劝总理好好睡一觉，而总理居然不比往常，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在我的印象中是不多见的。”赵炜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