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今天，敬爱的周总理离我们而去。十里长街送总理，那沉重的历史画面至今依然清晰，作为一个时代的伟人，周总理永远让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

　　纪念，是我们对伟人的一种感怀；纪念，是我们透过历史对现实的梳理。但伟人浩博的人生，无法用文字一一表达。我们只能浓缩历史，撷取片段，去感悟沧桑，品味高尚。

　　周恩来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面对纷繁的国事和别人无法代劳的难事，他又事必躬亲。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

　　周总理是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接受采访的老外交官们这样评价：“周总理是将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纯熟结合的成功典范，是我们外交官的偶像。”

　　稳如泰山：巧对美国记者挑衅

　　梅光(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谈到周总理的外交技巧，我记得有好几个小故事。解放初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问周总理：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娼妓？面对这个挑衅性的提问，周总理沉稳地说：“有，在台湾。”还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时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支美国产的派克笔，于是便用讽刺的口吻说：“你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生产的钢笔？”周总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战利品，是他作为礼物送给我的。”

　　柔如春风：清粥小菜化矛盾

　　胡传忠(前驻英国使馆参赞)：总理的外交手段的确很灵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据世界新闻报

　　文革时被江青批斗二十天

　　细心观察，周恩来五六十年代的照片多为满含笑意、意气风发之态;而在最后十年，留下的几乎都是面色冷峻、饱含忧虑的形象。“文革”一起，“西花厅”也改成了革命色彩浓厚的“向阳厅”，原本洋溢着的温暖气息也一下荡然无存。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文革”一起，周恩来夫妇首先自己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原来往来的老友、烈士子女，甚至周恩来自己的侄辈，一下子都从周恩来的生活里隐去了。

　　让工作人员回避江青

　　“总理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锻炼，你从他的表情和言谈根本感觉不出他内心的波动。”赵炜(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邓颖超的秘书)说，虽然外面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压抑，但在西花厅内部，她很少听到周恩来谈论什么。“我记得天安门第一张贴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报到我们那里，大家都很紧张，总理一回来，赶紧把大字报抄下来送进去。我记得在客厅，大姐说，你们别紧张。”邓颖超只是一再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话要特别谨慎，不给总理惹事。“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有野心的是你江青”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1973年11月份，当时可能对总理有一些批评的情况，那个时候应该是总理最难过的时候。他的医生，他的卫士只知道他进去开会，只知道他的情绪非常不好，但是并不会知道会议的内容，当然也知道他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当时是因为有些外交上的事情，要找周恩来谈事情，当时细节很多，等于批斗，二十多天。最后江青他们都以为可以真的把他打倒了，说他11次路线斗争，说周恩来崇洋媚外，批斗他。二十多天以后结束这次批评，毛主席就说，这个不是11次路线斗争，总理没有这个问题，你江青才有野心，有野心的不是周，是你江青。最后就等于让这个事情过去了。据三联生活周刊

　　小超厌婚一见未倾心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那个戴鸭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来’，有一次开学生大会，一个同学指着台上的周恩来告诉大姐。大姐说，哟，她当时就觉得周恩来长得很漂亮。”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经常在与赵炜(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邓颖超的秘书)的闲聊中，讲起她与周恩来当年的那些片断。

　　相识于“五四”运动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个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我们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1988年，邓颖超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里这样说。那时的邓颖超也丝毫没有将台上的那个美男子与自己未来的革命伴侣划上等号，“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另一方面，受新思潮影响的邓颖超“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在上学的时候，每遇到结婚的花轿，她就想这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

　　一年后两人鸿雁往来

　　一年后，周恩来作为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巴黎，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但仍没有往那一方面想。“大姐说，‘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所以后来恩来跟我提出时，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革命伴侣终成眷属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