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范畴之外
更站高一点看,看到的还有心理和伦理问题。
2005年6月“准换脸”手术曾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但李青峰低调地回应了公众的关注。他意识到,新闻报道可能会误导公众,“大家会认为‘换脸’已经很成熟了,但这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事情,超过了医学的范围”。
“换脸”手术夺人眼目的最大原因是手术改变的将是人的脸。“脸是一个人作为人的标志,在我们的社会中,识别人的依据不是DNA,而是你的脸。”与换肾、换肝不同,如果脸改变了,人的识别标志就改变了。“人的很多社会活动都依靠脸这一标志,这个几千年的基石要动了,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在“准换脸”手术结束后,李青峰曾委托电视台对观众进行调查,结果是,有18%的人反对“换脸”手术,他曾问过反对者反对的理由,其中有一个理由是,如果接受手术的人是罪犯,他将逃脱法律的惩罚。就像电影《变脸》(FACE OFF)里的情节一样,警察与罪犯互换面孔,真假难辨。
而从医学伦理的角度看,问题同样严重:什么样的病人应该做异体移植的“换脸”?手术的风险和收益怎样评估?手术对病人的意义与社会危害怎样比较?“变脸”手术就像一颗炸弹,爆炸开来,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问题。
更加严重的还有病人自己的心理问题。李青峰告诉记者,世界上第一例手的异体移植手术也是由此次“换脸”手术医生吉恩·米歇尔·杜伯纳德实施的。手术成功后,病人无法接受他的新手出现了心理“排斥”,他拒绝服用免疫抑制药物,最终让他的“新手”溃烂,医生不得不手术切除他的新手。
李青峰说,评价“换脸”手术是否成功,不是看手术台上是否成功,只有当病人能够重新回到他们的生活,融入社会,才是最终的目标。但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完整的研究报道预测“换脸”手术的风险和避免风险的方法。
李青峰列举了一系列尚无答案的问题:手术中脸的缺血时间是多长?剥离的脸怎样保存?哪些人有这样的心理素质可以接受手术,手术后应该怎样进行心理干预和治疗?脸的移植太复杂,牵涉到30多处肌肉,无数的神经和血管,任何的失误都可能导致一张不自然的脸,评价手术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脸上的组织类型很多,毛发、黏膜、嘴唇,它们的免疫抑制方式是不是跟肾脏、肝脏一样?
“这些关键性的问题还没有研究报告,没有积累,‘换脸’手术怎么可以开展?”
还有一个现实的难题是,“换脸”手术的费用是目前中国患者无法承担的。除了手术费用外,术后免疫抑制药物每个月花费可能达到一万多元,一旦出现并发症,需重新再“换脸”,治疗费用将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数字,一般的患者根本不具备承受能力。李青峰多次在媒体上呼吁建立社会基金,为将来的“换脸”病人提供必要的保障。
误导让人担心
“法国‘换脸’手术的积极作用是,让大家都来关心这个技术,我们这个学科得到了重视。但相反,过激行为导致的危害,是要马上纠正的。”李青峰给热潮泼了冷水。
他介绍说,他的研究项目最初叫做“异体脸面移植的研究”后来改为“异体脸面移植基本问题的研究”。他说,加上“基本问题”的目的是提醒大家,应该首先解决“换脸”手术可能涉及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将目光仅仅聚焦在手术上。
“换脸”手术项目的研究,必须联合心理学专家、伦理学专家、移植学专家携手合作,当研究结果在学术层面得到认可以后,才能开展手术,而不应该把吸引社会关注放在首位。李青峰认为,现在这些热潮手术的现象,是医疗商业化后的负面影响。
相对国内的热潮,国外专家的态度更加谨慎。在法国宣布“换脸”手术成功的当天,美国“换脸”研究专家Ulusal教授说自己感到很轻松,因为不会再有舆论压力逼迫其做第一例“换脸”手术了,这样可以踏实研究工作,在充分准备之后,开展“换脸”治疗。
事实上,法国政府也没有批准全脸手术的开展,已经实施的手术只换了脸的局部,一旦手术失败,还可以用同体移植的传统方法补救。在英国、美国、法国等“换脸”手术研究排位前列的国家,管理部门都制定了严格的审批制度,以控制“换脸”手术的风险。
“在实施“换脸”手术前,建立一套客观、严谨的评估、审批方法,对于这一技术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李青峰说。
在“换脸”热潮中,一些事件在李青峰看来可能已经突破了医学伦理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捐脸志愿者和毁容患者暴露在公共媒体上。李青峰认为,如同捐精子或卵子的“双盲”原则,回避的目的是规避可能的社会法律和亲情、血源等问题。“换脸”原则也是如此,如果“换脸”病人将来回忆起捐脸人,或者看到捐脸人当初的新闻报道资料,对他的心理影响是负面的,对捐脸人家人也同样会有负面影响。
“炒作病人,危害是非常大的。这个人一旦成为第一个‘换脸’人,他就会成为新闻追踪的对象。但病人是需要平静的生活来解决心理问题和免疫排斥问题的。”李青峰说,“病人大约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来适应,对于他来说,连一般的感冒都可能引起并发症。周围环境包括邻里的过度‘关注’,也是应该尽量避免的。社会人文环境对治疗非常重要,暴露病人的身份,对病人没有一点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