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教育才是让人民真正满意的，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真正安邦兴国？”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教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自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而围绕教育改革的争议却一浪高过一浪。

　　1月12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西南面临街的京师大厦4层会议室里，来自包括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农研中心、中央教科所、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潍坊市教育局、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在内的三十余位教育界“圈内”人士，汇集一堂，召开题为“教育制度改革：探索与反思”的专题研讨会议，他们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在一直从事教育研究的杨东平教授看来，对于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教育改革，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发展大于改革，单纯财政视角”，结果导致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相当多的公立学校都已成为赢利创收的工具。

　　教育主管部门也逐渐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

　　日前，在教育部刚刚结束的2006年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周济发表了题为《“十一五”期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和2006年的重点工作》的讲话，其中有专门的篇章提到了“推进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问题。

　　“谈制度，但不要被制度所淹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的院长诸宏启说。在他看来，任何制度背后都有一个伦理取向，价值是源，制度是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亲近穷人的制度”。

　　在新教育制度的构建过程中，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最为专家所重视。

　　“这是个1985年就开始争论的老问题。”杨东平教授表示，教育制度的本意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扩大学校的自主权，恢复学校自治的传统。

　　曾在教育部城乡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工作多年，现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孙文正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教育部觉得权放得没法再放了，可社会上还是反映教育部管得太多”。

　　据孙文正回忆，早在1998年教育部就曾责成该部政策法规司写一个报告，内容是弄清楚什么是教育部该管的、什么是不该管的。“我们做了三个月，拿出来的东西把教育部的很多职能都给砍掉了”，比如专科的审批权，就下放到省里面。

　　而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诸宏启看来，教育体制改革并非单纯的放权问题，并不是政府把权放得越多越好，“关键是你干的事对不对，该你管的一定要狠狠地管住他”。

　　校长戴“官帽”，学校有级别，这一直是我国教育制度中存在的“怪现象”。

　　有调查显示，在一个直辖市某区的教工委有8个科室，教委有12个科室，很多职能是交叉重叠的。对校长的管理权限归教工委组织部管理，但对校长业务最熟悉的却是中教科、小教科，然而他们却没有人事任免权，校长的行政级别又是由区组织部门来核定，多头管理问题严重。

　　据与会专家透露，教育部现在正在搞一个“聘任制”改革，教育部门跟校长签聘任合同，借此来冲击多头管理体制的弊端。山东省潍坊市就是试点单位之一。据潍坊市教育局长李希贵介绍：自己的辖区内的500多名校长已经由委任制改为选聘制、任期制的职级管理体制。校长由教育局聘任，“使校长不再去当官而是去做事”。

　　这样的探讨，在杨东平教授看来，是改革的一个现实的路径。反思教育制度的目标模式和框架，并为之提供一个民间版的改革蓝图，对民间实践进行提炼与放大，有效的教育改革必须是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