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令人担忧，存在着以量代质的现象，在政策中存在重物轻人的倾向。这是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杨颉率领的课题组在11月举行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2005年度学术年会上，提交的对教育部直属的71所高校的教学质量、科研质量和服务社会质量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来自人民网的数据表明，从2000年至2004年间，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扩招速度明显偏快：博士生的年均增长率为19.5%，硕士生达到23.1%。在对教师教学负担的调查中发现，重点大学的教师平均教学负担提高较快。与2000年相比，2004年本专科生的师生比率增长了28.6%，硕士生的导师比率直线上涨102%。2000年，平均一个导师带3.8个研究生，到2004年，平均一个导师要带7.7个研究生。在教学实验环节，本科生教学实验时间增加39%，而研究生教学实验时间则同比下降了38%。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路文彬博士在接受北京周报记者采访时说：“如今的研究生教育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他说，研究生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学生的问题，也有导师的问题，更有培养方式的问题。

　　学生质量下降

　　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原来高校对口分配模式的取消令研究生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现在的研究生包括理科的研究生普遍比较注重实际，多数是哪儿钱多去哪儿。这些年来为什么各学科难以出现出类拔萃的人才？缺乏志向和做学问的兴趣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不无担心地说。

　　路文彬指出，他们这一辈人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抱着对知识和学术研究的满腔热情而来的，希望能将全部精力贡献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那时候的研究生，基本都具备指导本科生的能力。而现在许多学生，则缺乏学术研究方面的精神，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社交，打工，以及外语的学习中去，从而忽略了自己的专业，有的甚至连导师布置的每周一篇读书笔记的要求都完不成。

　　他说，此外，本科教育阶段存在的问题也使得研究生的生源质量大不如前。本科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要使学生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目前的高中教育大多还停留在应试教育阶段，而本科生所面临的就业压力又使本科教育沦为求职教育，学生们热衷于各类技能证书的考核，而忽视了对自己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这样就导致在选拔研究生的时候很难招收到真正合格的学生。

　　北京大学研究生陈琳(化名)说，她之所以报考研究生，就是为了将来能找个好工作。“现在本科生在北京满街都是，想要凭一张学士文凭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实在太难了。”她告诉记者，“而且，研究生的空闲时间比较多，自己一方面可以多打工补贴家用，一方面也可以多参加些社会活动，弥补自己社会经验的不足。”

　　路文彬认为，研究生招收成份过于复杂也直接影响了学生的质量，社会研究生班大量存在，还分脱产班和半脱产班，在职和不在职。这样的研究生有的甚至没有大专，本科学历，缺少学术研究能力，很难达到研究生教育的目标。

　　导师水平需严格把关

　　路文彬博士回忆自己求学经历的时候说，过去研究生导师多是学术届的精英，是各个领域的专家，都具备出众的学术研究能力并在相关领域有着杰出的贡献，而如今，高校对于导师的把关已经相对松懈的多，有的缺乏带研究生经验，有的甚至不具备带研究生的资格，但依然成为研究生导师中的一员。

　　而且社会竞争的压力不仅仅作用在学生身上，对导师也有不小的影响，经济压力，职称压力，以及学术研究的压力，令许多导师忙于自己的事务，指导学生的时间大大减少。有句话说的很贴切，“有水平的没时间，有时间的却没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对此很有感触，他说，目前研究生很多几乎是处于“放羊”状态：“师生之间一两个星期见一面，而有的要一两个月甚至半年才能上一次课。有的导师忙于自己‘赚外快’和‘做学问’，无暇顾及研究生的学习情况，有的甚至导师和学生‘老死不相往来’。”

　　东南大学教授徐宝文也指出，导师队伍这几年虽然数量上大大提高了，但质量上却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只有矮子里面选将军，使一些一篇像样的论文都没有写过的教师成为研究生导师来指导硕士生、博士生。以至于有的研究生说：“搞得好，他指导我；搞得不好，还得我来指导他。”

　　路文彬说，部分导师伦理道德水平也在下降，缺乏责任心，敬业心，追逐名利，最近一些高校教授嫖娼，抄袭他人论文等现象都暴露出导师在基本道德素质上的不足。

　　而在高校中，研究生为导师干活的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理工科专业。为了完成导师交代的项目，研究生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这成为研究生在校期间最大的压力来源。

　　“研究生是廉价劳动力。”毕业于北京某理工院校的研究生李爽(化名)说。他就曾经花费半年的时间全权负责导师交代的一个项目，所得的报酬大约在300到1000元左右。为此，他曾经连续在实验室熬过好几个通宵。“最痛苦的是我明明知道这东西与我的专业无关，可我还要早出晚归，那种心情很复杂。”而他这样的经历还在各个学校不断上演。

　　路文彬分析说，对于这些现象，必须从上抓起。不但要严格审查导师资历问题，要看学术成果，有没有学术研究能力。更要重视导师的道德素质，先为人，再为人师，对于一些很久没有研究成果，或者长期带不出合格的学生的导师，应该取消资格。此外导师应该增加与学生沟通的时间，加强对学生的指导管理。

　　研究生培养如何定位

　　李政道曾说过：研究生的培养，从根本上应采取“一对一”的模式。但随着研究生逐年扩招，师生比例也严重失调，许多学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以前是一位导师指导两三名研究生，现在是一位导师指导二三十名研究生，科研水平和论文质量的下滑趋势迫切需要引起重视。”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历史学教授唐凌说。

　　研究生扩招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高校对高等教育理念的错位。针对目前存在的邀请明星到高校教学的现象，路文彬认为，这实际上是高等教育的自我降低，是一种后现代的反讽。现在社会流行一种滥俗的视觉文化，这对于高校来说绝对是可悲的，不否认他们在人群中很有影响力，但是在他们的课堂上能真正学到什么呢？

　　路文彬还说，读研，读博绝不能成为一种时髦。有的人虽然拥有高学历，但从一开始就没把自己当作人才来对待，而是看作一种身份的炫耀。而部分高校则过分地追求硕士点，博士点的设置，在他们看来，学校硕士点，博士点的增加，已经成为一种扩大自己影响力的手段。

　　路文彬对此与国外高校作了比较，他说，这可以看作是对名利的追求。在国外，大部分高校都比较务实，心态成熟，很少去追求这些点的设置。美国大学强调有自己的个性，有的以创新能力著称，有的则以严谨的学风著称，有的则以优秀的平均势力著称，他们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要求已经形成了标准。但在中国，盲目追求名校成为一种浪潮，许多学生声称非北大清华不上。而这些博士，硕士点的设置也成为衡量学校的标准之一。

　　路文彬说，归根到底，是现在的高校及学生缺乏精英意识。他认为，在中国，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应该是社会的精英，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些少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成为精英，谁是精英？中国的教育应该是有境界的教育。在中国，做一个能挣钱的人，不应该是高等教育的目标。但是就目前而言，社会似乎对本科与研究生的要求已经大大降低。中国现在缺少各个领域真正的理论专家，应该有社会精英去做这样的指导性研究，但高等教育的浮躁，使得这方面的人才愈来愈匮乏。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介绍2005年教育改革发展的新举措的时候也表示，国际上很多国家，把硕士研究生作为一个过渡学位，现在他们大部分硕士研究生的学习都已经转移到不是进行研究论文的学习，而是进行课程的学习。但是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研究生应该还是坚持以研究为主进行学习。在今后的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当中，要更加加重科学研究的成份。要推行助研、助教和助管岗位制，完善研究生学制，要把研究生论文学习的培养和科学研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没有科学研究的课题，就不能进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改革的核心就在于，要想进一步地提高研究生的质量，就必须大大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当中科学研究的成份。(记者吕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