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早年曾经因刺杀满清摄政王而名噪一时,其实他自己一生中也多次遇刺。1939年春,蒋介石密令戴笠派人前往越南河内,刺杀主张对日和谈的汪精卫,结果却杀错了人。当时,现居美国的汪氏年过九旬的长女汪文惺、女婿何文杰(以下简称汪、何)就在现场,他们最近对笔者讲述了一个与通行版本不同的惊魂一夜。
1939年惊魂3·20
汪文惺与何文杰告诉笔者说,1938年12月,汪精卫带着家人、随从从重庆出走,辗转来到河内。其间换过几次住处,最后租了河内高朗街25号与27号住定下来。这是连在一起的三层洋房,每层中间都有墙隔开,有门相通。25号、27号两个门都正对着马路。汪家在这里为长女汪文惺和何文杰小两口举行了婚礼。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住左边即25号三楼的前房,新婚女儿女婿就住在与他们一墙之隔的25号三楼后房。其他亲属、卫士、司机、厨师等等分住两屋一、二楼。卫士都没带枪,因为越南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当局不许任何人非法有枪。
有客人来访,就请到右边即27号三楼前房谈话,这间房的门与汪精卫住房的门两两相对,中间虽然有隔开两边楼道走廊的墙,但开有一扇门,方便两边人通行。汪、何形容,那间房是所有房间中最整齐的,那几天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他们叫他十一姑丈)和妻子方君璧被临时安排住在这里。
1939年3月20日晚上,汪精卫和众人约11点各自回房就寝。汪、何说,好像没过多大会儿,他们就被响声吵醒了,何文杰翻身起床走出房门,见汪精卫也正开门张望,何感觉到不对劲,就要岳父回房不要出来,把妻子也推进了他们的房间。何文杰往楼下走了几步,啪啪声又起,他听出是枪声,又看到不知什么人从一扇门伸出手来将二楼走廊里的电灯关了。他赶紧回到25号三楼前房,把房门关紧,与岳父母和妻子背靠墙坐在地下,不敢出声。
这时候枪声更响,夹杂着脚步声,敲击声。过一会儿没动静了,何文杰再次一人出去查看。“是对面的27号三楼前房出了事,我径直推开两号之间的门过去,发现十一姑丈夫妇都中了很多枪,血流满地。”亲戚中有人会讲法语,好不容易打通电话报了警,叫来救护车。 汪、何后来将楼里众人的讲述综合起来,得知:刺客约三四人从27号后园越墙进入,汪精卫的随从、卫士闻声出来查看,刺客马上扫射,打伤三人。秘书曾仲鸣出门见刺客直冲自己而来,便退进房间把门锁上,刺客随即赶到,用斧头把房门劈开一个洞,对着里面他们夫妇射击。他们的亲戚朱微本来不住这间房,在仓皇中跑进来躲避,因蜷缩在门旁死角,她居然毫发无伤。
何文杰后怕地说:“我们所有人都手无寸铁,刺客来去未受阻挡。25号和27号中间平时常开着的门那夜幸亏关上了,不然刺客往这边看一眼,我们就全完了!”
曾仲鸣次日死在医院,其妻方君璧身中4枪,侥幸生还。
破绽百出惹人生疑
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彻底决裂,影响了历史走向。关于这次刺杀经过,60多年来有大量记载,但彼此多有矛盾。刺杀行动组长陈恭澍在《河内汪案始末》中说:只开过两次枪,相隔四五分钟,第二次只开了三枪,是从破开的房间门朝躲进床下的“汪某”(实际是曾仲鸣)打的,时间是午夜过后的0时9分。而陶生《高陶事件始末》一书说:“大约凌晨2时”,“把自动枪从门洞伸进屋里猛烈扫射”,“射击持续了至少一分钟”。
汪、何所述与以前史料大相径庭的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他们说当时住在高朗街上连在一起的25号和27号,而以前各种记载都只说汪氏住27号。行动组长陈恭澍在回忆录中说:“他(汪)的地址是高朗街27号。笔者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有大门,门却不大,一天到晚都是关着的”。他只字没提还有25号,也没有提并排两个正门。
第二,过去记载都说:汪精卫原住27号三楼的前房,临时让给曾、方夫妇住,才造成误杀。但是两位亲历者斩钉截铁地告诉笔者:父母一直住在左侧25号三楼前房,连写文章都在这里,从没在右侧27号三楼那间前房住过。那间房在曾、方住之前只作会客室。
当时,中国当局的一把手派出多名部下潜往外国暗杀二把手,此事非同小可。特务们策划准备的时日不短,却破绽百出,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
陈恭澍在戴笠手下是个干将,戴笠亲自带着他到河内交代任务。然而,正如陈在回忆录中写的:行动小组成员是戴笠临时从全国各地调集的,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在河内人生地不熟,法语、越南语都不通,两眼一抹黑。蒋介石多次派人与汪谈判,都能直接找上汪的门见面;而奉命秘密监视汪的行动组,却很长时间弄不清他住在哪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他们虽然偷运进枪械弹药,还买下一辆半旧的福特小车作临时交通工具,却不知为何连一具望远镜都不肯添置,就这样找到了汪宅也看不清里面除了汪氏夫妇,还住了什么人,更不用说摸清居住方位和出入规律了。其工作态度,从陈恭澍到小喽罗都粗心得让人犯疑。陈恭澍明知手下一个叫唐英杰的家伙常闹笑话,却两次将登上楼顶侦查汪精卫卧室这样攸关成败的重任,只交给他一个人,唐回来汇报一口咬定:“不会错,他(汪精卫)就住在那间房。”行动那天上午陈恭澍布置任务,唐不见踪影,中午过后才回,陈恭澍在回忆录中说,他“说因为肚子痛出去买点药”,“分明是瞎话,可也无可奈何”。
奇怪之处还在于,陈恭澍将杀汪这件重要任务办砸了锅,回国后却没受处分,照样得到军统的信任重用。因此数十年来史学界一直有人怀疑蒋汪是唱“双簧”演“苦肉计”,还有人推测蒋有意设套将汪驱赶向日本。从汪、何回忆的经过看,前者未必属实,后者也令人难断实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