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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艾滋感染者预计过8万 开始向普通人群扩散

www.zjol.com.cn  2006年02月15日 14:50:00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云南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33个发现孕妇感染艾滋病毒,平均感染率为0.38%,其中有五个县超过1%,最高达2%,这意味着云南艾滋病开始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面对现实,云南省转变态度,采取预防为主的措施,并通过与国际社会合作,控制艾滋病流行

  云南,中国艾滋病的重灾区之一,正处在艾滋病传播的新一轮威胁中。

  自1989年云南省首次成批发现艾滋病感染者以来,据官方数据,截至目前,云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37040例。全省16个州(市)中,三个处于高度流行期,11个处于中度流行期,两个处于低度流行期;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127个报告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专家估计,全省实际感染者总数已经超过8万人。

  在最近一次关于艾滋病的相关论坛上,又一个严峻的数字被披露:据云南疾控中心主持完成的《云南省艾滋病流行态势》,截至2004年,全省有33个县(市、区)发现有孕妇感染艾滋病毒,平均感染率为0.38%;其中有五个县超过1%,最高达到2%。

  “孕妇的感染率被作为普通人群感染率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当她们的感染率超过1%,就意味着艾滋病毒开始在普通人群中扩散。”专门诊治艾滋病的昆明市关爱中心一位防艾专家向记者解释说。

  《云南省艾滋病流行态势》同时指出,感染者中,农民的比例从60%下降到32%;工人为1606人,比例从之前的不到5%扩至6%,建筑工人、筑路工人等成为新的高危人群;个体户、商业服务和干部职员达到322人,数目也明显增加。

  这一系列数据意味着,云南的艾滋病呈现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趋势。一位艾滋病防治专家惊呼:“云南防治艾滋病的最佳时机已经不多了。”

  面对危局,2005年,云南省提出要开展一场“禁毒和防艾人民战争”,采取预防为主的措施,并通过与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控制艾滋病的流行。

  15年来,伴随着疫情发展,云南省面对艾滋的态度在发生艰难而理性的转变——尽管比起疫情的播散晚了十年。

  十年讳莫如深

  1989年,在靠近缅甸边境的云南瑞丽,成批的吸毒者中第一次发现了艾滋病感染者。“当时数目是149例,实际是177例。”已经退休的云南省卫生防疫站原站长张家鹏对《财经》回忆说。

  第一批感染者全部为男性吸毒者。德宏州瑞丽市靠近金三角,是贩毒者的必经之路。当时,从德宏到昆明,乘车需要三天;而且感染者也都是吸毒者,因此,有关部门认为,遥远的距离和特殊的人群会把病毒隔离在普通群众以外。

  但事与愿违。1992年,在孕妇中发现了第一例感染者,母婴传播成为一个现实途径。

  那时,全国上下正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艾滋病被冠以“洋病”的称号,被认为是“国门打开后不小心飞进来的苍蝇”。因此,云南省初期的防艾思路是“将艾滋病拒绝在南大门之外”。

  “1988年以前,主要对外国务工人员以及留学生进行艾滋病毒检测,若发现感染者,就请他们走。同时禁止外国血液制品进口。”时任云南省疾病控制处处长、现为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副会长的王汝巽说。

  但一厢情愿的“御洋病于国门之外”的政策,并未能挡住艾滋病的侵袭。至1993年,云南省公布的艾滋病感染者累计977例,艾滋病患者累计19例,死亡11例。感染地区从边境城市扩散到13个县(市、区),包括位于云南省中部的省会昆明。

  1994年,感染者首次在性工作者中发现。截至1995年,感染者累计2026人,艾滋病人累积达到70人。同时首次在工人中发现感染者,艾滋病从农村进入城市。感染者职业比例为农民60%左右、工人5%以内、无业人员15%以上、其他10%。在地域上扩大至11个州(市)的30个县(市、区)。

  后来,专家把1989年至1995年定义为云南艾滋病扩散期。同在这一阶段,全国超过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发现了艾滋病疫情。血液传播是主要途径,经性传播的感染者数目在逐步上升。

  但是,由于担心影响当地形象和经济发展,云南各地不约而同地对艾滋病采取回避态度,曾对新闻媒体进行封锁。1995年,中央电视台到德宏报道艾滋病,需要手持卫生部、中宣部的批文。即便如此,基层县市还是质疑“为什么来我们县,不去别的地方?”

  当时基层政府一致的观点是:艾滋病问题由省里负责;省里不给钱,地方政府没钱投入。记者获知,1995年全年,全云南省用于艾滋病防治的经费仅250万元。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为云南省带来第一个国际项目,帮助云南省做艾滋病检测,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当时反复讨论要不要接这个项目,很多人认为艾滋病是社会的丑恶现象,不要让‘老外’知道。最终只是在省一级搞项目,不扩大到底下的县市。”王汝巽回忆说。

  讳莫如深中,艾滋病毒在悄悄滋生、扩散。

  突破临界点

  “从医学上说,传染病一旦突破了临界点,就会快速增长。”一位预防艾滋病的项目官员如是说。云南的艾滋病,在1996年就突破了这个临界点。

  1996年,云南省新增艾滋病毒感染者1528人,全省大部分地、州都发现流行,并从高危人群(吸毒者)通过桥梁人群(暗娼、嫖客),向一般人群传播。

  来自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1995年暗娼中艾滋病毒流行率为0.5%,1996年-1997年上升到1.5%,1998年-2003年波动在2.0-2.9%之间,部分地区最高达7.6%。

  1998年,在另一类桥梁人群嫖客中也发现感染者,是年流行率为0.3%,1999年-2001年上升到1.1%-8%。

  暗娼以及孕妇感染增多,导致女性感染比例扩大。同时,性传播成为增长最快的感染途径,占20.8%;吸毒传播下降到51.4%;另有27.1%的不明原因感染,专家估计多数是性途径。

  由于丈夫感染,妇女也不能幸免;不少妇女由于贫困,从事性工作——这是女性感染迅速提升的两大途径。“艾滋病正在凸显妇女问题和贫困问题。”云南省药物依赖研究所所长李建华对记者说。

  同时,感染者年龄在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年轻人增加,20岁-30岁者占42%,30岁-40岁者占37%;另一方面,在一些重灾区,出现了50岁甚至70岁以上的感染者。

  从男性到女性,从壮年到青年和老人,从吸毒者到性工作者,从丈夫到妻子,从母亲到婴儿——艾滋病已经越来越近,成为大众不容回避的事实。

  时至20世纪90年代末,恰如“纸包不住火”,感染者日益增加,艾滋疫情已经完全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成为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这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国际项目相继来到云南,逐步带来了同伴教育、高危人群干预的观念。但由于受时间、地区、部门限制,收效有限。

  在现实的压力下,来自政府的教育宣传活动也开始起步。刚开始仅局限在每年12月1日的“艾滋病日”,内容是省委领导参与防治艾滋病会议,在报道中顺便提一提疫情;社区的宣传画开始有了介绍艾滋病传播途径等内容,提到使用安全套可以避免感染。但是对什么人需要使用、如何使用却语焉不详。

  一般来说,艾滋病宣传教育分为三个阶段:一为知识介绍,二为健康促进,三是行为教育。2000年以前,云南省的防艾教育至多进入第二阶段。而来自国际上控制艾滋病的成功经验,则是对高危人群实施行为干预,使其彻底改变行为方式。

  2000年9月,中央政府在云南和四川两个省启动首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云南省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

  该项目对每个省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而当时云南省每年的防治经费仅为400万元。中英项目设立三项基金,即宣传教育基金、省级挑战基金和运用性研究基金,并公开在社会上招标,发动民间力量防治艾滋病。

  “2001年我们收到380多份标书,云南省有41项基金项目中标。在这些中标项目中,宣传基金和省级挑战基金针对普通人群,运用性研究基金针对高危人群。”中英项目经理段勇告诉记者。

  中英项目成为防治艾滋病工作转折的标志性事件,其目标是“解决应对艾滋病的能力,促进政策改善,对高危人群实施行为干预”。2001年8月,在昆明启动了第一个男同性恋的干预项目。在其他地区,对吸毒人员、性工作者的干预工作也同步开展。

  可持续的防艾措施

  进入新世纪,云南艾滋病感染形势愈发严峻。

  至2003年,德宏州成为艾滋病高度流行区(孕妇HIV感染率大于1%),12个州、市进入中度流行期(静脉吸毒人群感染率大于5%、孕妇感染率小于1%),三个州、市为低流行期(静脉吸毒人群感染率小于5%)。

  2004年,云南全省对艾滋病进行大筛查,发现新增感染者13486人,艾滋发病者新增316例,达到1223例。全省只有三个县区没有报告HIV感染者。红河州和临沧市也成为高度流行区。

  同时,局部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相继进入发病、死亡期。来自云南省官方数据显示,至2005年9月,感染者累计数目为37040例,病人累计1686例,死亡累计1138例。

  疫情加速扩散让防治变得愈加艰难。多年回避和隐瞒的后果逐渐显现,艾滋病成为每个人身边的威胁。2003年SARS疫情来袭,也让各级政府意识到,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健康问题,还与政治有关。是年,云南省开始正式向社会公布疫情。

  2004年,云南省出台《云南省艾滋病管理办法》、《云南省防治艾滋病的六项工程》,开始推广使用安全套、清洁针具交换、美沙酮替代治疗等防治工程,即在星级宾馆酒店和大部分娱乐场所摆放安全套,为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具,用对人体危害较小的麻醉品美沙酮来替代毒品。2005年,政府方面投入防艾经费超过2亿元。

  和前些年的讳莫如深相比,可以想象,推出如此举措是多么艰难。这意味着云南省防控艾滋病从理念、思路到具体政策,都在现实的威胁面前发生着理性和现实的转变。

  但在具体推进中,上述三项办法都存在各自的难题。

  在云南省药物依赖研究所所长李建华看来,中国各个地方都可以成为性交易场所,尤其是暗娼安全套使用率不到10%,干预人员也难以接近她们。对男性的教育于是成为推进安全套使用的新重点。

  美沙酮替代疗法所要面对的,是如何确保这些“自由”的戒毒者不再复吸。专家的意见是要对“病人”保持宽容。但公安人员身负打击吸毒的职责,对复吸者就不会那么宽容;一旦发现吸毒者,就会强制收戒,美沙酮治疗则被中断从而前功尽弃。

  清洁针具的交换和公安打击贩毒、吸毒的思路冲突更大,因为提供针具交换实际上就是默许吸毒者吸毒,当地公安局长很可能会被认为工作不得力。

  王汝巽则表现出对防艾工作可持续性的忧虑。他认为,资金支持是防治艾滋病的重要保证。

  2004年,云南省防治经费已大幅提高,达8000多万元,但更多还是在依靠国际项目。2005年7月,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在云南省启动,该项目将投入近580万美元帮助云南省抗击艾滋病,这是云南省最大的防治艾滋病国际合作项目之一。但如果国际项目未来经费不继,则也将严重影响云南的防艾工作。

  另外,社会上一些人的歧视让感染者非常恐惧。他们不敢暴露身份,不敢去领低保,更谈不上改变自身行为,过上健康的生活。

  “社会还没有达到实现干预的最佳环境,云南的艾滋病防治任重道远。”王汝巽说。-

来源: 《财经》杂志 作者: 实习记者周帆 编辑: 杨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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