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周刊刊载文章指出，现阶段，如果把推进城市化的“法宝”，简单地压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上，就会使我们偏离真正应当关注的政策和制度问题。我们应当转换视点，将实现城市化的研究，转向更本质的方面。

　　文章说，如何实现城市化，是学界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之所以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乃是由于长期以来执行的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分隔的结果。但户籍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产物，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是和整个国家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户籍制度之所以有这么长的生命力，有其存在的理由。

　　文章称，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处于游离状态的人口，即脱离了农村、但又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的人口。

　　这些人是逐步进入城市的，转入城市的快慢，取决于这些人的经济水平与城市服务水平的差异，差异越大，转移越难。如果地域尺度非常大，城市化就必然是一个长过程，这时游离状态的人口就是不可被忽视的。

　　文章指出，户籍政策针对的就是这部分处于游离状态的人口，它只解决这些游离人口应当界定在什么地方，而不解决如何使这些游离人口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中国城市户口政策是把这部分人口界定在城市之外，或界定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里。

　　文章分析认为，如果中国像南美或其他发达国家走过这个历程时所做的那样，放弃户籍政策，取消户口形成的城乡分隔，这部分人口就会移到城内，在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一定会出现大量的棚户区，出现大量的强占定居者，他们不支付地价，在城里搭一个棚子就生存下来。这种现象在拉美、非洲、包括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非常富裕的城市人口和非常贫困的城市人口在城市里并存。

　　文章指出，实际上，户籍制度和大量棚户制度是两个对称的选择：是要高水平高质量的城市加上户籍制度，还是要低水平的城市基础设施再加上一个棚户区和自由移民的政策？二者只能选其一。

　　文章分析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水平较低的阶段，形成了许多具有可以和中等发达国家相媲美基础设施的城市，很大程度上与户籍制度有关。

　　文章强调，城市户籍政策并不是一纸文件就可以完全抛弃掉的，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尤其如此。最近，一些地区都开始实行放开户籍管制的政策，但有报道说现在又开始紧缩了。为什么？因为城市户口放开没有这么简单，如果农村人一夜之间进入城市，政府就要拿出非常大的一笔钱来补贴他们，这笔钱从哪里来？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到很多具体问题，并不是仅仅宣布一下，就可以把这个政策改变过来的。(赵燕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