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2月9日《半数子女对父母很“麻木”》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1日，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前来参加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人大代表、策划和组织《中国农村养老调查》的鸡西市民营企业家翟玉和。翟玉和就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孝道观念淡化的现象、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他建议，孝道观念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十大孝子”。

　　自己没致富竟然怨父母

　　翟玉和说，根据调查显示，现在农村进入养老年龄的老人膝下少则三四个、多则六七个儿女。“家贫事儿多”，有的儿女埋怨父母偏疼偏爱，有的责怪父母在他们结婚时厚此薄彼，有的挑剔父母在照顾孙辈上尽力有别。于是，心存不满的儿女在父母年老时拒绝尽孝，而那些似乎多得了父母恩惠的儿女又觉得自己单独尽孝吃亏。由此，造成了儿女间的互相攀比，谁也不管父母。

　　据翟玉和介绍，陕西省永寿县马坊镇的郭家村、来家村、门家村、耿家村的20多位老夫妇分别用自己的房子给最小的儿子娶完媳妇后，被迫搬到果树园只有六七平方米的马架子房里苦熬残生。有的老人从老祖屋里搬出去时哭着说：“我养了你们18年，你们养我8年还不行吗？”

　　“无可否认，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体现在为了利益而合作，金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翟玉和说，“中青年农民急切地盼望发家致富，财富在他们心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年迈而又须赡养的父母是成了他们眼中的负担。”

　　“手里有点余钱的老人在儿女面前还算有地位，没钱又要靠儿女生活的老人大多看儿女的白眼。在调查中有老人伤心地说：‘能干，是儿女的劳力；干不动了，就成了人家的累赘。’”翟玉和说：“在为财富而奔波的路上，很多的中青年农民首先是无心，其次是无暇顾及自己的父母。他们中有人说，‘我现在没有(钱)，等我有了(钱)一定好好孝敬父母。’”尽孝固然需要钱，但更重要的是凭心，父母的物质生活应改善，但老人更渴望精神上的抚慰。“你们可能能等到发财的那一天，可你们风烛残年的父母能等到那一天吗？”翟玉和说。

　　更有甚者竟将自己不能致富的原因归罪在父母的身上。埋怨父母在经济上无能，没让自己过上好日子。这也是调查人员在调查中经常遇到的情况。

　　翟玉和说，农村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对处在贫困乃至温饱层次的乡邻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很多渴望致富的中青年农民不去总结和借鉴别人的致富经验，也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思来想去，把自己的不富归罪于父母的无能。

　　“一边心存怨恨，一边苦熬苦挣，对父母的态度可想而知。”翟玉和说，“如今古稀之年的农民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商品意识十分淡化的社会环境里，又没多少文化，他们何来致富之能？”

　　农村孝道没有“小气候”

　　在分析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存在不孝现象的原因时，翟玉和认为，农村组织在对待中青年农民孝道问题上不作为。他说，如果说当今中国缺乏一个讲究孝道的大环境，那么在孝道问题特别突出的农村应该有，但恰恰没有弘扬孝道的“小气候”。

　　调查中发现，一些村的村委会主任兼着党支部书记，有专职书记的，农村的思想和道德教育也几乎是空白。调查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很少见到黑板报、标语、报纸等宣传工具，几年也不开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村民大会更是常事。谁家儿女不孝或虐待老人基本上没人管，没人问，只有老人哭哭啼啼找上门来，村领导才不得不找其儿女劝说几句，这种怕得罪人的心理，表现在行动上对那些不孝的村民没有丝毫的约束力。

　　翟玉和说，“调查人员惊讶地发现，农村老人的儿女不孝突出表现在儿媳妇身上。”这些中青年妇女初中毕业的算是高学历了，没有文化的不在少数。她们当中大多数在家庭中当家主事。她们的眼里只有小家，有孩子，有丈夫，唯独没有公婆。

　　“与物质文明发展的强劲势头相比，一些农村对传统道德的宣传和倡导明显是滞后的。”

　　翟玉和说，“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在教育、文艺、宣传、舆论、出版物及影视作品中，对孝道的宣传和不孝的鞭挞几乎是少的可怜，孝道似乎成了一个古老且丝毫引不起今人兴趣的话题，没有‘卖点’和‘看点’。”

　　调查中有村支书说，现在很多农民因经济拮据而精神苦闷，因传统道德的丧失而失去了精神信仰。

　　“没有一种‘孝子人人敬，逆子人人谴’的浓厚的社会氛围，正在尽孝的人也会慢慢淡孝，不尽孝的人也等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中国人人性的下滑和堕落就得不到遏止。”翟玉和说，“我这话不是危言耸听！”

　　孝道淡化引发社会问题

　　“孤立地看，孝道是亲情间的感情传递，表述的是人伦关系的准则，展现的是家庭和家族的和睦。往大了讲，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能以亲情的态度善待他人，就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孝道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剂良药。”翟玉和认为，一个“重小轻老”不讲秩序的家庭是不和谐的家庭，迟早要给社会添乱。

　　中国历来讲究以孝治家，可现在的家庭秩序恰恰是小的上了“天”，老的落了“地”，老的人老言轻，小的发号施令。老人的地位、经验、核心和统领作用在治家方面得不到儿孙的尊重。翟玉和深情地对记者说，“孝道在家庭中是一辈讲给一辈听，一辈做给一辈看的事。”中青年农民以对父母的不敬、不孝“示范”于自己的儿女，那么他们的明天可能比其父母更惨，他们的父母多子女，老了还可能“东方不亮西方亮”，而他们的晚年仅有一棵“树”，谁知能否乘着凉？

　　翟玉和认为，不孝还导致了单亲家庭的增多和犯罪率居高不下。

　　“众所周知，当今我国的中青年人离婚率呈逐年上升之势。有人说，这是文明和进步的标志。此说对否姑且不论，单就说以追求个人的所谓自由和幸福为代价，一方面放弃了对子女应尽的责任，另一方面又给原本需要照顾的父母增添了沉重的负担和精神压力，更重要的是过高的离婚率引发了多少家庭悲剧，又由此造成了多少社会问题啊！”翟玉和说，“那些街头流浪儿增多和犯罪低龄化就是例证。”天下的父母极少有愿儿女离婚的，“可是有谁离婚前征询过或尊重过父母的意见呢？”

　　“为了自己的自由快活，不顾父母的感受，把子女推给父母或推给社会，给父母添了烦，也给社会添了乱。”翟玉和不无忧虑地说。

　　孝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翟玉和认为，抓好孝道教育、形成一种浓厚的社会氛围是解决好农民老有所养成本最低顺又最可行的办法。而且这是一项无需政府投入，只要党和政府大力倡导就可以达到增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德政工程。

　　翟玉和说，强化中华民族的孝道意识应该为党和政府所重视，应该有抓计划生育那样的力度。

　　首先，要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去规范和约束公民的孝道行为。

　　鉴于孝道在全社会淡化的严重程度，建议对现有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做适当修订。这部法给人的感觉有点太“软”，仅仅规定了公民应该怎样做，做了是守法，不做当然是违法，但对违法者没有约束力，更谈不到惩戒了。在调查中甚至发现，在农村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不知道有这部法，不知自己不尽孝是在违法。

　　其次，孝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翟玉和说，在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教材中，关于对父母及长辈知恩、感恩、报恩的内容不多，既或有大概也像“尊老爱幼”式的宣传口号，空泛、苍白，没有具体内容和事例。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在编写教材时适量增加这方面的内容。翟玉和建议，舆论和文学、艺术界要加大对孝道方面的选材和形象的塑造。市、省乃至全国应定期评选出“十大孝子”和“十大逆子”，对孝子给予不低于同级劳模的待遇，表彰他们通过在家尽孝而对稳定社会所做出的表率和贡献。

　　翟玉和还建议，应该加强农村托老机构的建设，探索农村的社会化养老之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地区，或由政府投资，或由集体组织筹资，或民间出资在大的村或几个相邻的村之间建专门的托老机构，让愿意并经济条件允许的老人入住，按半经营半福利的性质去办。另外，农村应借鉴城市养老社会化统筹的成功经验。

　　翟玉和说，一个人在家中不尽孝，必然使亲情失和，关系紧张，这样的人在单位、在社会上与人相处，也会重利轻情。而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过去生份了，真诚淡了，信任少了，距离远了。血缘都维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必将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