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许多企业和个人纷纷为对日诉讼捐款。本报记者范继文摄

　　我国官方机构表示支持诉讼行为

　　“某一天在东京的街头，我们随便拦住一个日本年轻人问他：你知道吗？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知道，这是日本对世界犯下的罪。”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河

　　南厅，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说，“那就是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最大目的和愿望”。

　　同日，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法律援助行动”的捐赠仪式上，民间对日索赔专项基金收到来自企业及个人的捐赠共逾256万元。

　　捐赠现场“你们并非孤立无助”

　　昨天上午10时，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发起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法律援助行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捐赠接收仪式。该援助行动于去年8月成立并启动民间对日索赔专项基金，开始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

　　随着主持人对参会者的逐一介绍，人们注意到，现场除了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原告和参与诉讼的中日两国律师及法学等其他各界人士之外，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曹志等官员也出现在嘉宾席中。

　　仪式在“中国民间对日诉讼10年艰辛求索”的电视短片中开始。国家开发银行出场捐出人民币50万元，国内其他两家企业分别当场捐赠100万元，来自社会各界的几十位市民，也以个人名义相继解囊予以500元到1万元不等的捐赠……共计256.2065万元人民币，这也是民间对日诉讼迄今所收到的最大数额捐赠。

　　这笔专项基金，将被专用于支付民间对日索赔的调查取证、受害者出庭作证、国内外诉讼等方面的交通、差旅及翻译等费用。根据《专项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基金的收支情况接受主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并接受社会中介机构的审计，以及媒体、捐赠人的监督。

　　捐赠者中，天津某企业的老总苏永强捐出了100万元。“我从媒体上看到为了讨还历史公道、手捧标语站在日本街头的中国老人们，那时候他们沧桑悲愤的表情，让我感到非常的难受。”同时苏永强也看到，康健、苏向祥等中国律师们正在帮助这些饱经伤痛的受害者们，诉告日本政府和曾作为战时帮凶的日本企业，而且律师们是屡败屡战。

　　“作为企业家，我们有义务尽己所能，去帮助解决对日诉讼中的资金问题。”和其他捐赠者一样，苏永强想以此告诉对日诉讼的康健和苏向祥们：“你们的事业并非孤立无助！”

　　艰涩历史资金窘境绊住诉讼进程

　　“10年的诉讼，我越来越感觉到，历史事实不是一句口号就能替代的，诉讼更需要有无数的事实在其中支撑。只有这样，历史才不可能被任意篡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国律师康健女士昨天坦言，除了日本政府、日本法院的诸般刁难，对日诉讼的最大困难还有人力和资金的问题。

　　诉讼的费用主要发生在调查取证和受害者赴日两个阶段，尤其是后一阶段。一名受害者如果在日本停留一星期，费用需要2万元左右，而受害者大都已年届高龄，需要有人陪同，这样一来，每个受害者赴日的总费用为4万元左右。

　　因为这是一场艰难的跨国诉讼，康健此前多次呼吁，期望能得到资金的支持，也希望有更多的日语翻译志愿者加入，让更多的受害者不再为钱所困，能亲身走上日本法庭，指控战争施虐者。她说，那样的话，胜算自然就会更大。

　　有着同样苦衷的还有对日诉讼的其他身体力行者。从1995年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国律师苏向祥就开始孤身一人辗转中日两国之间调查取证，用翔实的证据将日本政府送上了法庭。为了获得更多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中国人的证据，让更多的受害者亲自走上日本法庭，苏向祥四处奔走，自己掏腰包为化武受害者讨还公道。10年间，他先后已经为此垫付了30多万元。

　　“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用日本律师的钱来告日本政府。”苏向祥告诉记者，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日本律师团为诉讼垫付的费用已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对于为何要知其难而为之、为中国受害者打官司，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日本律师高桥融昨天在捐赠仪式上说，“受害者的受害情况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事情的原委让我们震惊了，因为他们的遭遇已经完全毁灭了他们作为人的尊严。而日本政府和诸如三菱公司等企业，却对此讳莫如深，甚至否认曾发动和参与侵略战争。”高桥融认为，诉讼，是让大多数日本国民知晓事实真相并由此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诉讼进展

　　向日提交赔偿基金方案

　　中国法律援助行动形象代言人、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昨天发言说：“我们再也不愿意看到康健律师一边不遗余力地为索赔工作奔走呼告，另一边却又孤单无奈地感叹‘民间的声音太弱了’！也再不愿意看到日本律师为了中国受害者的诉讼而变卖家产。”

　　昨天来自社会各界的数以百万计的捐赠，无疑可以让更多的受害者们开始用中国人自己的钱，去和日本政府及施虐企业对簿公堂了。这对于10年风雨诉讼路上的那些跋涉者们来说，意义非凡。

　　一位法学专家表示，有关部门的高官出席这次仪式，彰显出官方对民间对日诉讼的态度。而此前外交部发言人也多次表态，指出日方对解决慰安妇、化武等历史遗留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诉讼本身，不论受害者还是律师等参与者，他们都有着一个共识，那就是“诉讼并非是要与日本民众过不去，也绝非抓住历史问题不放。而是要以此揭开历史真相，让曾经的战争施加者直面历史责任”。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昨天同样强调说，民间对日诉讼活动不会影响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正是希望两国人民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实现永远的和平与和解。

　　此外，昨天的捐赠仪式上也传出消息，中日双方律师团及其他友好人士，已将设立劳工赔偿基金和慰安妇赔偿基金的建议方案递交给了日本最高法院，以寻求开辟“第场”，从其他非诉讼的渠道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

　　根据该建议方案，日本政府应设立一揽子专项战争赔偿基金，对中国的战争受害者进行资金偿付。目前，日本最高法院尚未就此作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