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楠摄

　　谈玉英母亲拿出汇款凭证复印件，几乎所有矛头都指向介绍人谈玉英。“她说每个月能赚4000多元，结果只有几百元。”“她是黑中介。”“她携款潜逃了。”

　　谈玉英在哪里？昨天下午，记者从谈玉英母亲口中得到她的行踪。昨晚，记者拨通谈玉英的电话。在南非某小旅馆里，她用啜泣的声音详细叙述了事件始末——

　　“我去南非打工也要付3.7万元”

　　我叫谈玉英，今年30岁，家住南汇惠南镇陶桥村，有一个6岁的女儿，几年前老公得病去世后，我一直待业在家。去年3月，朋友介绍我去南非打工。

　　我一共付了3.7万元，其中1.5万元是押金，2.2万元用来办签证、买机票。3月11日，我和几个同乡一起来到南非约翰内斯堡“名富服装厂”做女工。服装厂老板是广东人，叫苏志伟。但是在南非，他说自己姓刘，大家都叫他刘老板。

　　几个月后，有两个同乡姐妹和刘老板闹矛盾，离开了服装厂，我也跟她们一道，换了一家服装厂工作。

　　“招工期间，我能提成人头费”

　　去年7月，刘老板打电话给我，托我帮他回上海招人。他说，路费、生活费、通信费，他全部报销，每月工资差不多5000元，另外他也付我每月5000元工资。

　　他还说，每招一名工人，我能提取人头费1250兰特(南非货币单位，1兰特折合人民币约1.29元)。老板为工人办工作证，每张收9000兰特，其实一张只要6500兰特。多收的2500兰特，他答应和我平分，但我到现在为止没拿到一分钱人头费。

　　7月6日，我带着老板的委托招工书回家了。招到31个女工，主要来自祝桥镇新东村。刘老板原来要收4万元，我说太贵了，应该和我标准一样，最后每人付了3.7万元。

　　“女工没过多久就碰到了淡季”

　　去年10月到12月，我介绍的21个南汇女工分批到“名富服装厂”上班。合同中写明，工厂保证每月支付3300兰特工资。如果做满3年，还提供1000美元探亲费以及往返机票，总价约1.2万元。

　　刚开始，女工能拿到全部工资，但没过多久，就碰到了淡季。每年圣诞节前后到第二年3月，是南非服装行业的淡季。工人越来越多，但接到的订单越来越少。

　　今年初，老板开始违约，克扣工人工资。我去找他理论，他说让我别管工厂的事情，只要负责招人收钱就行，还让我再帮他招30个女工。

　　“100多万元汇到老板账户我却成被告”

　　剩下的10个女工当时正准备出发去南非，听说克扣工资的事情后，都不想去打工了，来村里找我退钱。但我早就把所有手续费全汇到了刘老板在广州的账户。

　　我在2月9日赶回南非，找老板讨回这10个女工的手续费。好不容易，刘老板退回了20.67万元，但还是有3个女工怀疑我是“黑中介”，把我告上了法庭。

　　我最后又拿出7万多元，凑足28万元补偿给10个女工，总算达成庭外和解。但万万没想到，在南非还有更大的麻烦。

　　“工人恨我，老板把责任推给我”

　　2月25日，刘老板退回了20.67万元，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联系。那天，他答应为我提供所有生活来源，但让我千万别露面。后来，我才发现上当了。因为刘老板对女工说，是我私吞她们的押金和工资，携款潜逃了。他对那些调查人员也是这么说的。

　　现在，那些不知情的女工恨我。我只能住在旅馆里，不敢回家，不敢出门。在南非，杀一个人是很简单的，如果刘老板现在找人把我杀了，他就可以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

　　我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不知道向谁求助。

　　今天凌晨1时，记者再次拨通南非警民合作中心负责人姒海的电话。他对谈玉英的具体身份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她就在南非。姒海说，希望谈玉英能够及时和警民合作中心联系，“如果她确实有冤情，也只有积极配合我们调查，才可能洗清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