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芽初吐，又到一年春耕季节。中国农业大省安徽凤阳县后陈村的种粮大户陈兴汉正忙着平整土地，为下种做最后的准备。

　　中国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温家宝总理在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农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那么，落到自己头上，这个“实惠”究竟有多大呢？陈兴汉仔细算了一笔账。

　　今年71岁的陈兴汉，自1993年起就雇用6位农民承包了1600亩土地，在全省乃至全国都颇有名气。

　　他说，1999年税费改革前，他每年向村集体及国家交付各种费用3.5万余元，包括农业税提留1.8万元，公用事业建设费3000元，干部工资、五保户抚养费等6000元，开荒费8000元。“那时候农民种地没钱赚呀！遇上粮食卖不上价时，往往种的地越多，赔的钱也越多。”

　　“税费改革后，不但这3万多元的税费负担免了，国家每年还给我每亩15元的良种补贴、每亩10元的种粮大户补助、每亩15元的水稻补贴，这一算下来，一年的补贴就6、7万元。一免一补，总共进项10万元出头，占免税前生产成本的五分之一。”他说。

　　另外，国家还出台了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陈老汉近两年只要不受天灾，一年种粮纯利润可以达到80-100万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一些地方和部门开始向农民收费以开展公共事业。农民除了要依据耕地面积、产量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及农业特产税等之外，还要缴纳用于维持乡村基层政权运转的费用。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在农村人口近9亿的中国，乱收费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日益突出。政府机构人员最为臃肿的时期，平均68位中国农民要养活一名乡镇干部。陈兴汉最困难的时候曾借了20多万元高利贷种地，家里老婆孩子担心种得多赔得多，哭着闹着强烈反对承包种田。

　　2000年，从安徽省率先试点农村税费改革起，中国开始逐步实施一系列反哺农村的措施，改变城乡发展失衡的现状。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全面废除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

　　“总算扛过来了”，陈老汉说，如今他还了债、盖起了二层小楼，家里电视、空调、冰箱样样齐备。

　　他眼下最担心粮食保护价政策有变。另外，农资价格的上涨也让他头痛。复合肥从100斤85元涨到100斤115元，加上柴油、农药的价格上涨，多的时候陈老汉一年要增加支出8万多元。他说，希望政府能考虑增设一项农资补贴。

　　现阶段，象陈兴汉这样的种粮大户在中国农民中还是少数，更多的农民还保持着小规模的生产方式。

　　在中国西部的重庆南川市鸣玉镇石龙村，61岁的郑仕仲和老伴租种了10亩耕地，还喂一头牛和两头猪，含辛茹苦地抚养着一个孙女。老郑这两天也细算了一笔农家账：鸣玉镇2005年开始取消农业税。按照每亩田平均60元计算，郑家本来一年需要缴农业税600元左右，去年开始这些钱全省了，占到生产成本的四分之一。

　　前些年，孙女郑红一年1200元的学费是老俩口最大的负担。中国政府在西部农村学校率先实施了免学费、免杂费、补生活费的改革试点，又将此类重农承诺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郑红如今不但不需要再交1200元的学杂费，还得到每年600元生活费补贴。 一进一出，几项一计算下来，郑家一年就能因此节省2400多元。这对于一个西部贫困的农户而言已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

　　郑仕仲说：“虽然现在家里还很困难，但是政府的这些优惠政策的确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特别是对孩子上学的帮助，让我们两个老人心里真是感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