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许爱娥:

　　卫生部公布看病贵有6大原因：第一，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第二，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第三，医疗保险发展缓慢；第四，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第五，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倾向；第六，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力。我认为药价虚高是突出问题，而药价虚高总源头是官员腐败。比如，按照正常程序，一

　　二类新药审批总费用是4.8万元，批文评审通过至少需要5年。但目前，一些新药批文的速度从一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批文价格低则数百万元，高则上千万元。我认为，药品主管部门少数官员腐败正是药品价格虚高的总源头。

　　截至目前，已经17次降价，但老百姓并未感到实惠。为什么？因为一旦限定价格，厂家就对该药停产，然后老药翻新，做成新药。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产品鉴定体系，制止老药翻新行为；同时严禁行政干预和审批过程中的腐败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

　　国家药监局要担责

　　药价虚高与新药审批把关不严有密切的关系，国家药监局已经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就是证明。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药监局有责任。

　　一个普遍现象是，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单价从几毛钱到几十元不等，有时连我都弄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往往是一个药品换个“行头”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就立刻飙升。而事实上，这些所谓“新药”良莠不齐，在坑害了病人的同时，肥了很多医疗系统的腐败分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现少数败类，也与这有关系。一个“罗红霉素” ，品种就达40多种，我当了45年的大夫，在查房时也几乎看不懂。这些所谓“新药”五花八门，我就想不明白，这些批号都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储亚:

　　建立药品专卖制度

　　药品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在经济学上属于半公共产品，因此应在销售渠道上由国家控制，在生产源头上企业自由竞争，而不是现在的完全市场化运作。

　　在销售渠道上实施药品专卖制度，至少会给社会带来三种益处。首先是解决药价虚高问题。目前药品的出厂价与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不少药品的最终售价高出成本价10倍以上。建立药品专卖制度，取消药品由企业自主定价，全部由国家定价，从源头上核准药品价格，保留企业合理的利润空间，药价虚高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将会得到有效的解决。其次是有助于解决现行药品流通体制存在的弊端。建立药品专卖制度，改革药品流通渠道，由多渠道变为单一渠道。从药品专卖机构进药，加强了对药品流通的监管，从制度上规避了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销商与医院的直接联系，也就有效地避免了开单提成、回扣等不正之风。第三，使医院回归到靠服务求生存，而不是目前的以药养医的不良现象。

　　目前药品收入一般占到医院收入的50%，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建立药品专卖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使临床用药与吃药品回扣医院的直接利益脱钩。没有不合理利益的驱动，临床用药才能达到安全用药，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才有保证。医院为了更好地生存，只有提高服务水平，在医疗技术上进行突破，在设备上不断进行更新换代，使患者得到放心满意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