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中国地图上标明的黑线就是卢迅用脚板跋涉过的地方

 

　　这是卢迅在陕西安塞县拍摄到的镜头，跪地求学的照片后来引起广泛的影响

　　本报讯(记者胡成龚升平)本月中旬，仅读过小学三年级的中年农民卢迅，登上武汉工程学院、湖北教育学院等高校的讲坛，宣传他的国民素质学。

　　卢迅曾揣1000元出门，用7年时间穿越中国29个省，徒步考察国民素质。他写出了号称“填补国际学术空白”的《人类素质学》。

　　苦读“天书”

　　身在山沟思考国民素质

　　卢迅生于1957年，他的父母都是贫困山区竹山县官渡镇的农民。他只读了小学三年级就不得不辍学务农。

　　他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到处打短工，常常遭受白眼。于是，他发奋努力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打工之余，他常常捧着诸如《资本论》、《西方美学史》等“天书”苦读。

　　当年，他打工一个月只有30元收入，他却花45元买来镇上惟一的《鲁迅全集》，镇上的干部、老师对这个穿破鞋的农民刮目相看。

　　他后来在《人类素质学》一书中回忆道：“艰难的生存压力和人格尊严被轻蔑，迫使我必须要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必然提高自身素质。”

　　在学习过程中，他提出了许多与农民身份完全不相称的学术困惑和思考，尤其关注国民素质问题。他从自身的悲剧，看到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和由此导致的恶性循环怪圈。于是，他突发奇想：走出大山，考察国民素质。

　　1987年10月的一天，30岁的卢迅没敢与妻子和刚刚出生100天的小女儿告别，背着30多本社会科学名著，悄然踏上徒步考察之路。

　　怀揣千元出门

　　7年徒步走遍中国29个省

　　从1987年到1994年的7年时间里，卢迅走过了全国29个省，行程10多万公里，写下200多万字的笔记、拍摄了一万多幅照片。

　　他差点病死在旅途中。他在陕西丹凤县考察时患上重感冒，高烧10余天。他躺在简陋的小旅店里，冷汗将厚重的棉被打湿了，他奄奄一息。

　　他差点投海自尽。在海南三亚考察时，他的旅行包被盗，大量的考察资料不翼而飞，绝望之际，他深夜到大海边徘徊，恨不能投身怒海。

　　到贵阳时，他只有30元了。到昆明时，他只有1元钱了，他戏称之为“钱种”。没办法，他就沿途打工，在货场扛包，在工地搬砖，在邮局门前代人写信，在法院门前代人写状纸。

　　他沿途也得到好心人的资助，最奇特的是，他甚至得到盗贼的“资助”。在贵州乌蒙山区，路遇几个盗贼抢劫，翻开他的行李箱却发现他是一个穷书生。盗贼“良心发现”，竟然资助了他20元钱。

　　在贵州山区行走时，他曾两天没有吃饭，后来遇到一个好心的老人，他一连吃了6大碗苞谷饭。

　　在天津大邱庄考察时，他住不起5元的小店，露宿在草堆里，半夜被刺猬咬醒。

　　徒步旅行最费鞋子，他7年穿破了86双鞋子，其中大部分是他从城市的垃圾堆里捡来的。他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路走得越长，脚变得越大，他原来的鞋子只有40码，后来变成了42码。

　　在考察途中，得知老父去世的消息，他跪在云贵高原的大山里面对家乡放声大哭。他思念儿女，不禁哭诵鲁迅的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一位西藏老学者在给卢迅的留言中写道：“人生和事业是血与泪的跋涉。”这是卢迅徒步考察“苦行僧”生活的真实写照。

　　心灵震惊

　　中国农村的另一面

　　卢迅徒步走中国，关注的是国民素质的落后和与其伴生的落后的生产力。

　　他认为，国民素质低下，关键在于教育落后。在川西高原的一个村庄里，他拿出县政府的介绍信，可村支部书记竟然是一个文盲，村里还没有一个中学生。他找遍全村，竟然没有一支笔、一瓶墨水。

　　在陕西安塞县的一个村庄小学，他发现孩子们跪在泥地上做算术作业，老师也在泥地上“批改”作业。卢迅想到了自己伤心的童年，他流着泪把这痛心的一幕拍了下来，以《救救这些跪在地上学习的孩子》为题，发表在《中国日报》和团中央的希望工程画册中，引起社会广泛的共鸣，并为安塞县赢得了10万元“希望工程”基金。

　　国民素质低下会导致一系列的恶性循环。在云南西双版纳，卢迅走进一个少数民族村落，令人震惊的是，村民们还在刻木结绳记事、刀耕火种。政府送来发电机，他们怕机器轰鸣声震怒山神，最后用石头把机器砸坏。政府送来扶贫化肥，农民全部倒在庄稼地里，第二天，庄稼全部烧死了。此后，当地农民再不用化肥了。

　　著书立说

　　到大学讲坛宣传“发现”

　　1995年，浙江著名的横店集团招贤纳士，卢迅成为集团战略研究所的所长，住进了专家楼，但他却忧心忡忡。他说，安逸的生活会消磨人的意志，他的志向还是完成关于国民素质的研究。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2000年，他“一意孤行”地辞去了在横店的集团职务，再次投入到充满未知的国民素质研究之中。

　　为了研究，他迅速耗费了几年的积蓄，他甚至将冰箱、洗衣机等“奢侈品”卖了来作研究资金。为了研究，从河南来探望他的姐姐留了10分钟，他就给打发走了。

　　2001年，卢迅的《人类素质学》正式出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茂才评价说：“《人类素质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一个学科建设，填补了一项国际学术空白”、它“于我国这个人口大国——而又国民素质并不高的国情下，尤为显得意义重大。”

　　卢迅在北京创办了素质教育研究所，并登上100余家大学讲坛，传播他的学说。3月上旬，阔别湖北10余年的卢迅来到武汉，登上大学讲坛推广他的“人类素质学”。

　　有学生问：“人类素质学”是否空洞无物？卢迅自信地说，它可以演绎成一种产业。譬如在应试教育状况下，中学生、大学生学了不少的书本知识，却不能迅速有效地应用于社会。他可以设计一种方案，通过几个月的职业培训，迅速将这些“书生”们转化成社会的实用人才。

　　有学生问，是否“人多力量大”？他说，中国现有13亿人口，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发展预测，最高峰值将达到16亿人口，如不痛下决心提高国民素质，必将成为巨大的人口包袱。

　　讲台上的卢迅侃侃而谈，而台下的他年近半百，仍是囊中羞涩。他在研究国民素质，而他上初中的儿子差点流入“黑社“，最后辍学在家。他读高中的女儿因交不起学费差点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