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3月，重庆江北区南桥寺约30对夫妻办了离婚手续，其中最小者50岁，最大者近80岁；但按他们的说法，是“离婚不离床，离床不离房”；离婚者均属于“低保边缘人”。如果夫妻双方不分手，每月的195元将与他们擦肩而过——家庭人均收入不得低于最低保障水平以及当地“七不准”的规定限制了他们进入低保人群；对这种行为，当地官员同情而无奈。这种现象不单重庆有，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发生。对“边缘人”，一种新型的救助体系正在设计中。

　　离婚离出的低保户

　　离婚不离床

　　紧咬着嘴唇73岁的邓林珍流下泪来。她提起了一件“又伤心又感羞耻的事”。

　　农历除夕，年夜饭刚端上桌子，邓林珍突然冒出一句话：“我们离婚吧！”83岁的老伴郭玉忠吓了一跳，颤颤地问：“那你不想要我活了？”邓婆婆安慰说，这只是履行个手续，就像很多邻居那样，“夫妻”还是夫妻。

　　郭玉忠整整哭了一个星期，哭得邓婆婆“心如针刺刀绞，饭都吃不下”。她的一番苦心被当成了驴肝肺，离婚的念头只好打消了。

　　而邓林珍所在的重庆市江北区南桥寺南桥苑，正上演着一场集体离婚“游戏”：2006年1-3月，近30对夫妻到民政部门办了手续。

　　江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说，最集中的时间是在2月1日到22日，共14对，甚至每天要接待几对南桥苑来的夫妻。“我们感到很诧异，有时候他们显然是几户相约，有说有笑地‘分手’。”他说。

　　离婚者最小的50岁，最大的年近八旬。普遍规律是，男方为某厂的退休人员，女方常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而在他们的离婚协议中，家庭财产——诸如空调、冰箱、电视、电话、摩托车——一律归有收入的一方；子女——特别是入学的子女、已经成年但没有工作的子女——都跟着无收入者。

　　3月下旬，本报记者在南桥寺进行了调查。这些人离婚后，基本还是吃住都在一起，感情也未受任何影响。按一对夫妻的说法，是“离婚不离床，离床不离房”。

　　目前，离婚还在继续。3月16日下午，记者在江北区婚姻登记处碰上了来办手续的李常渝、王大芬夫妻，在脸色微红地承认“不是因为感情原因离婚”后，他们提高嗓门说，说穿了就是为了要让王大芬——也就是他们家，能享受到每个月195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这段时间里，南桥苑居民的离婚基本上全是为享受“低保”待遇。

　　“硬杠子”与“七不准”

　　为何离婚才能享受“低保”？这与当地民政部门的低保限制政策有关。

　　南桥苑190余户居民，大多数为原南桥3组村民。1998年时由于土地被征，“农转非”进入了城市。但由于补偿较少，又没有收入来源，全家仅靠一人——往往男方——微薄的工资或退休金过活。

　　所以，邓林珍的羞愤就在于，“活了几十年，还得靠老头子养活”。她的土地被征后，共得到安置补偿费、青苗赔偿费、房屋赔偿费约2万元。搬进南桥苑的新家，为买房子又倒贴了数万元。邓婆婆的儿子40岁，下岗在家，其妻为附近的村民，每月只有几百元的收入，子女还在上学。

　　村民们搬迁时，重庆市部分地区已开始推行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江北区也在此范围之内。但当时能享受低保的对象有限，邓婆婆所在的南桥苑必须在8年后才能申请低保。今年“拆分”恰好到期，提出申请的日子就在2月1日到22日之间。

　　三个月前，邓林珍等人就急不可耐地去南桥寺居委会咨询政策。但他们仍不够条件：目前重庆市的低保标准是每人每月195元。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这个标准的，才可申请低保。但拿邓家来说，郭老先生每月有800多元的退休金，她家按两人计算，人平均收入有400多元，即使把儿子算进去也不行。195元，是享受低保的“硬杠子”。

　　江北区政府还有14条限制性条款，只要有其中的一种情形，都不够申请低保资格。

　　南桥寺居委会将这些规定浓缩为七个条款，人称“七不准”，印发给居民们。结果，南桥苑许多人家悄悄地将空调拆下来藏好，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不是个好办法——夏季即将到来，重庆的气温常常超过40℃。

　　居民们左思右想，认为离婚是避开限制条件的最好办法。拿李常渝、王大芬夫妻来说，李有每月400元的退休补贴，王大芬没有，算起来两人人均收入200元，不够资格申请低保；一离婚，王大芬就可以申请低保了，如果两人住在一起，就等于家中每月多了195元的收入。同时，家中财产——诸如空调、手机，以及电话费都可以算在李常渝头上。

　　“富翁吃低保”与“懒汉吃低保”

　　“限制政策的出台是为了公平，更大范围的公平”。重庆市民政局低保处漆处长说。但遇到的问题是，谁应享受低保而谁不应该？

　　1998年，国家条例出台之前，重庆市已经出台了一个实施细则。尽管这个阶段的低保政策比较粗泛，但是因为范围小，也没出什么问题。1998-2000年，重庆主城区全面推行低保政策，取消了许多申请的限制条件，比如“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不能享受低保”。

　　2000-2002年上半年，低保政策扩展到全市及各县，2002年下半年又进入规范阶段。

　　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重庆低保在扩展阶段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富翁吃低保“——不该享受的人进入了低保群体，比如在市中区，媒体爆出了有开着豪华汽车、住着豪宅的富翁领取低保金的丑闻；在綦江县，有1200多人骗保。“问题很严重，”漆处长说，“这让政策失去了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的作用。另外，低保资金总量是一个常数，富人享受挤占了穷人被救济的机会。”

　　另一个现象是“懒汉吃低保”。2002年，重庆市享受低保的人有70万——现今增加到77万，占城镇人口的1／10。市中区有3万人享受低保，其中1／3是18-35岁的青年。他们中，不少人热衷于当“低保懒汉”，宁愿在家打麻将，也不要民政部门推荐的工作。

　　所以，从2003年起，市、区政府相继出台文件，增加了低保申请的限制条款。“七不准”就是这样来的。

　　重庆市政府还决定对低保对象实行分类管理和动态管理。动态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低保对象的资格，每3个月要审查一次；为了防止个人权力及随意性，审查采取社区评议制度，入户调查要几个人同去，结果要社区主任、低保工作者、辖区居民代表等人组成的小组核实。

　　“低保边缘人”的困惑

　　但依然棘手的，是恰好处于低保线上的人群。漆处长说，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收入不符合低保申请的条件，但因子女入学、健康等原因，生活不比那些享受低保的人好，甚至更为艰难。而政府也将爱莫能助——“硬杠子”之下，他们成了低保边缘人。

　　那么，南桥苑这些不惜离婚也要享受低保的居民属于这个群体吗？

　　在邓林珍家，记者看到的是一种景象，没有空调和电话，没有像样的家具；到了晚上，屋子里是尽量不开灯。“为了节约，我家很多时候是不吃早饭的。”邓婆婆说。

　　黄理才家的桌子堆满了药。女主人叶思芳有糖尿病，黄理才每月的退休金为500元，但叶思芳每月的药费至少花掉一半。数年来，他们已欠下数万元的医疗债。

　　南桥寺居委会周主任认为，离婚者中的绝大多数属于“低保边缘人”。“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对此也很难受，但限于政策却没办法。”周主任说。在其多次反映下，政府默许了一个文件上没有的“内部政策”：家中成员中有人患重病花费10000元以上的，可以酌情给予一人最低保障。

　　然而，南桥苑的这些离婚家庭，还没有哪家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对不惜离婚也要享受低保的行为，漆处长和周主任都表示理解。但漆处长认为，这种行为也可视为“钻空子”——这个空子让管理部门无话可说。周则称，居民们将自身的困难转交给政府，逃避了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但他同时认为，现今的困难原因是当年的“农转非”遗留的，政府应该埋单。

　　新型救助体系正在构建

　　“低保边缘人”的出现，漆处长认为原因在于供需矛盾太大——市民期待很高，但他们没有想到，问题的解决还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实力，不能超越。

　　漆处长说，政府承认许多市民确实存在困难，一来有些困难是相对的，二来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困难。低保政策救助的对象，是没有这些钱就活不了的人，所以，像南桥苑居民这样的“低保边缘人”，在一段时间内还不能享受政策——当然，政府也在做调研，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补充。

　　有关专家认为，对“低保边缘人”，应该由另外的救助体系而不是低保政策来解决。目前，国家正在构筑一个以基本生活为基础，以医疗、教育、就业、法律援助等专项救助相衔接、配套、社会扶助为辅助的救助体系。

　　以此为框架，在作出实施“低保退出机制”——包括就业后头三月就业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待稳定后再记入，鼓励、促使低保对象再就业的“低保渐退机制”；与“低保渐退机制”接轨的对低保对象按其就业收入给予一定补贴的“就业补贴制度” ——的政策之后，2005年1月，重庆市政府已出台文件，决定在未来的5年内，建成一个以“政府救助为主导、社会救助为辅助、其他救助为补充的多层次、全覆盖、互补性的”新型救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