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牌大学谁来上？对于那些家庭贫寒的孩子来说，他们是不是首先就不应该有这个梦想？因为上名牌大学需要一笔相对昂贵的学费，数目也许是他们家庭一年总收入的好几倍。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已从计划经济时代步入市场经济时代，教育也在经历一系列变革。高等教育的改革更是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因为对绝大多数特别是出身贫寒的中国人来说，能否跨入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门槛，是能否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一步。能进大学就读以至毕业，就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光辉的前程：好的工作和好的收入。

　　目前，高等教育中存在着学费贵、乱收费、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均衡、扩大招生导致就业困难等现象，使得人们对教育现状抱怨颇多。

　　据统计，中国高校的人均学费从改革前的免费教育到20年前的200元，上升到2005年的5000元，在近20年间上涨了25倍，大大高于中国人收入的增长幅度。加上大学期间的住宿费和生活费，平均每个大学生4年花费需4万多元。2005年中国农村人均收入为2936元，一名大学生的花费接近一个农民13年的收入。《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教育花费占中国农村和城市家庭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了32.6%和25.9%。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日常运行成本每个学生每年约1.4万元左右，实际上学生分摊比例达44%，而国外通常在15%左右。

　　最近，针对普遍存在的“上学贵”的问题，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对媒体发表了看法，他说：中国人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指小学六年和中学的前三年)的教育已经成为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中国两所最著名的高等学府)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应该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专卖店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穿；如果没钱，就去逛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的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的重要来由之一。

　　王旭明先生的这番话立刻引来了人们极大的争议。大学教育真的应该如他所说只是如买卖衣服般的一种消费，穷人家的孩子就应该对名牌大学敬而远之，只有富家子弟才能上名牌大学吗？

　　人人都有上好大学的权利

　　自由撰稿人周之南：经过发言人这么一“捋”，问题就清楚了，原来“上学贵”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主要是太多的人因为缺少理性而自找烦恼。而且，清华、北大原本就不是办给平民大众的，这样优质的教育资源也只能由富人来享用。但是，我们有几个问题一时还是无法弄明白，想求教于发言人。

　　其一，北大、清华是花了谁的钱办起来的？为什么北大、清华成了优质教育资源，而其他高校没有？我们国家的教育投入本来就十分有限，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教育发展不是基础教育优先而是高等教育优先，高等教育中也是那些名校优先获得财政投入。这些钱是全体人民的钱，也就是说，这些有限的、优质的教育资源，应当由人民，而不是独独由富人去享用。

　　其二，我们这个社会人才选拔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经济实力还是智力实力？自中国古代实行科举取士以来，智力实力一直是遴选人才的不二标准，并且被公认为最为公平的标准。那么，今天搞的什么钱财标准，到底是市场经济的胜利，还是公平意识的倒退？在经济实力为上的标准之下，富人势必垄断优质教育资源，穷者必然丧失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遇，如果贫富差别加剧导致社会和谐丧失，那么富人垄断了清华、北大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三，这番话为什么如此耳熟？由高等教育是消费推导出来的“教育消费论”，很难叫人不想起“教育产业化”。教育部不是说自己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吗？那“教育消费论”又从何谈起？有钱的就买1万元的衣服，没钱的就买100元的衣服。有钱的就买我造的天价楼房住富人区，没钱的就请去租房。一个只为富人办大学，一个只为富人造豪宅，两句话多么相像！问题是，造房子的老板可以在商言商，政府官员应以人民利益为上，为什么说出话来与生意人一样的口气？

　　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温俊义：造成“上学贵”的原因很多，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但寻找解决措施，不能从“逛街买衣”一样的市场化思路出发。非义务阶段的教育也应该体现公平和负担得起的原则，不应该让百姓因为经济原因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劳凯声：高等教育收费问题是无论这个费用有多低，还是会有一部分人负担不起。现在我们有一个“一费制”，这个意义就在于规范收费、制止再收费。据我所知，北京规定小学生一年交费不超过600元。600元对于相当多的家庭来说可以承受。对于极少数的家庭来说，六千、六万也都交得起。但是，600元对于某一些群体来说可能就是交不起的。我们把教育叫做市场是有条件的。因为别的市场的消费欲望和能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汽车市场，买得起汽车的人才会到汽车市场去。但教育不一样，2.3亿个学生，他们的消费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不是简单的问题。教育收费定得再低也会有人说交不起。所以，这里有一个对弱势群体的救助问题，需要建立一个救助体系。对于确实有才能，但家庭困难，支付不起学费的人，如何通过国家的帮助，使他能够成才。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

　　高等教育不是免费午餐

　　《佛山日报》撰稿人知白：我认为，王旭明的看法不无道理。首先想指出的是，在目前一般对“上学贵”的责难和批评中，似乎忽略了其“学”究竟是属于国家义务教育阶段之“学”呢？还是非义务教育阶段之“学”？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笼统的言之为贵。在我看来，很有必要先区分它们，因为义务阶段教育之“学”和非义务阶段教育之“学”，其功能不同，资源的供给和分配方式也应有所区别。

　　义务教育阶段之学作为公民素质教育，其资源供给之责由政府承担无可置疑，而这也正是目前政府所着力改进之所在；然而，作为非义务阶段教育之“学”的高等教育是否也应如此呢？抛开空洞的理论，仅就现实而言，恐怕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国家，其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之责完全由政府承担。这种做法恰恰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高等教育资源既然不可能也不应该全部由政府承担，在实践中至少很大一部分资源的供给就只能也必须走市场供给之路，与此同时，资源的分配同样应当由市场通过一定形式的交易来实现。因此，高等教育也可以说是受教育者的个人消费品。从这个角度而言，笔者以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所言不无道理。

　　有人说，20年来高校学费上涨了25倍，从200元涨至5000元，高于群众的收入增长幅度。这里显然忽略了一个问题，即那最初的200元的起点是否合理，是否太低？还有人认为，高校收费超出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这里的问题是，是否应该以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来衡量并且指责以市场化手段配置的高校资源的市场价格呢？

　　高等教育并不是公民的必需消费品，事实上，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远未富裕到可以满足所有国民都能够享受高等教育的程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认为，通过市场的手段来筹集和分配大部分的高等教育资源，正是高校改革应当坚持的方向之一。即使这会使许多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高校收费。当然，政府、社会甚至高校自身并非可以忽略品学兼优而贫困的莘莘学子，只是对贫困学生的帮助应该考虑另外的救助机制和制度安排，而非简单地拿高校的“高学费”来开刀。因为，这种简单的一刀切做法其可能的弊病就是影响高校资源的市场供给，从而从长远来看制约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

　　最后想说的是，吃惯了计划经济时代免费午餐的高校学子，应该学会并接受为自己的消费埋单了。

　　北京市市民北海：我觉得王旭明先生的话可以理解，现在整个社会心态都比较浮躁，好高骛远，而不是量力而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消费观。无论是教育还是住房都求大求好，为此不惜举债，让自己的生活从此背上沉重的包袱。实际上，我们应该在全社会提倡一种朴素的生活观，培养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恬淡心态，量入而出，量力而行，这样社会上也就会少发生很多因为上不了学而自杀、卖血之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