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了“大韩帝国”，众多韩国仁人志士为追求独立，被迫流亡中国。从他们踏上中国国土的那一刻起，中国就成了韩国独立运动的坚强后盾和基地。尤其是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更是对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蒋介石劝韩国“国父”放弃刺杀活动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沪军都督陈其美就曾与韩国独立运动人士进行过接触。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也明确表示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并准备给予物质援助。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秉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极力援助韩国独立运动，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也出了不少力。

　　当时，与国民政府建立联系的韩国独立组织主要有两派：一派领导人为金九，另一派领导人为金元凤。金九被韩国尊为“国父”，他年龄较大，受韩国影响较深。金元凤则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他的人马年纪普遍较轻，思想比较进步。除这两大派系外，在华的韩国独立运动还有许多小派系。

　　由于有出身黄埔的独特背景，金元凤一派的活动得到了国民党军方的强力支持。但金九领导的韩人爱国团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韩人爱国团在当时的主要活动方式是进行暗杀，当时轰动世界的李奉昌刺杀日本天皇未遂案和尹奉吉炸死日军大将白川义则案都出自韩人爱国团之手。为促进韩国各支爱国力量的团结，1933年5月，蒋介石通过陈果夫约见金九。金九向中国方面提出，希望提供援助经费100万元，并保证“两年之内可在日本、朝鲜、满洲方面掀起暴动切断日本侵略(亚洲)大陆之后路”。蒋介石并不赞同金九以暗杀行刺救国的办法，他告诉金九：“若靠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则会另有天皇；杀死大将，也会另有大将。为了(韩国)将来独立政治着想，必须先训练一批武官。”金九对此表示同意。此后，中国方面以洛阳军官训练学校为基地，为韩国培养了100名军事人才。国民政府还吸纳了许多韩国谍报人员参与对日情报工作。此外，金九等人每月还能得到国民政府的补贴，韩国流亡人士回国斗争的活动经费也常得到国民政府的接济。

　　蒋介石整合在华韩国独立组织

　　由于蒋介石的积极撮合，促成了韩国独立运动各派的联合。1937年8月，金九领导的韩国国民党与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等9个韩国爱国团体，在南京联合成立了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简称“光复阵线”。11月，金元凤也联合一些韩国左派独立运动团体组织了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简称“民族战线”。

　　由于两派在长沙举行的统一谈判无果而终，蒋介石不得不在1939年1月亲自出面，分别约见金元凤和金九，力促双方尽释前嫌，协力抗日。1939年5月，金九与金元凤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共赴国难，并号召在华各韩国独立团体结束各自为政的状态，不分主义和党派，“把力量集中起来”，迈出了整合韩国独立运动各政党的重要一步。

　　韩国义勇军和光复军参加中国抗战

　　1935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江西为韩国独立运动开办了政训班，对韩国青年进行特工训练。同时，还有大批韩国籍的学员在南京中央军校进修学习。“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韩国独立运动决定以在华受训的韩籍军校学员为骨干，组成了由金元凤担任司令的朝鲜义勇军，参加中国抗战。朝鲜义勇军后来产生分裂，大部分力量来到陕北和太行地区，与八路军一起抗击日军。朝鲜义勇军的主要工作包括对敌宣传、国际宣传、教育俘虏和翻译日文文件等方面，部分成员还曾深入敌后，争取、瓦解日军中的韩国籍士兵，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1940年3月，金九建议蒋介石将投诚的韩籍日军官兵组织为光复军，成立情报网，为中国的抗战服务，蒋介石欣然应允。9月，韩国光复军在重庆举行成立典礼，宋美龄特别捐赠10万元作为慰劳金。由于光复军的性质是外国流亡者在中国组建的军队，因此在国民政府内部引起了争论。为此，蒋介石于1941年颁布了“光复军九个行动准则”，明确规定在韩国临时政府未返回韩国之前，光复军接受中国最高统帅的领导，与韩国临时政府只保持名义上的关系，且不得招收中国籍士兵。上述准则经韩国临时政府同意后，光复军正式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国民政府确立“先于他国承认韩国”的原则

　　1919年，流亡中国的韩国爱国志士在上海成立了韩国临时政府和临时议政院。抗战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也于1940年9月迁到了重庆。

　　虽然韩国临时政府长期战斗在中国土地上，但一直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外交承认。1942年，金九向蒋介石提议，要求中国方面率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请各盟国一致承认。此前，金九曾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其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但罗斯福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非但不愿承认，还要求中国方面斟酌承认一事，准备在战后由美国或其他国家对韩国实行“托管”。

　　蒋介石在考虑了金九的建议后，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提出“随时考虑，应合国际情况，适时承认”韩国独立，此举令金九颇为感动。随后，国民党中央援韩小组正式确定了“先于他国承认韩国”的原则，表明了中国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坚决支持。

　　蒋介石促使美英承认韩国独立

　　1943年11月，中国方面为准备开罗会议，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向蒋介石提交了《战时军事合作方案》和《战时政治合作方案》，明确提出：“中美英苏立即共同或个别承认朝鲜独立，或发表宣言保证朝鲜战后独立。其他联合国家应请其采取一致步骤。”

　　11月23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开罗会议上向罗斯福口头提出：在日本溃败后应承认韩国的自由与独立，得到了罗斯福的口头承诺。美国方面虽然将蒋介石与罗斯福的谈话内容写入了宣言草案。但没想到丘吉尔觉得罗斯福在会议上过分亲近蒋介石，大英帝国受到了歧视，在宣言的最后文本上横生枝节，加入了“于适当时间”等限制词，使得韩国战后的独立又变得模糊起来。

　　对此，中国代表王宠惠表示极力反对，主张明确战后韩国的“自由独立地位”，并迫使美国人出面调和，在《开罗宣言》的最后文本中明确提出了三国支持韩国在战后独立。当《开罗宣言》承认韩国独立的消息传来后，在华韩侨无不欣喜若狂。

　　国民政府维护朝鲜半岛统一的努力未果

　　开罗会议后，国民政府加紧了援助韩国独立运动的步伐，向韩国临时政府提供了500万元资金。

　　进入1945年后，英美两国在韩国独立问题上开了倒车。一些美英官员提出，韩国灭亡多年，缺乏行政干部，短时间内难以建立统一国家，建议由盟国先行托管5年。蒋介石认为此举实际上是把韩国由日本独占变为几强共治，违背了《开罗宣言》精神，因此表示坚决反对，但苏美两国已在雅尔塔会议上商定以北纬38度线作为对日受降的分界线，朝鲜半岛的分裂已成定局。国民政府维护朝鲜统一的努力最终失败，而美苏的决定为朝鲜南北双方日后的兵戎相见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