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即派他的儿子去看望胡耀邦，并征求胡对治理国家的建议。胡耀邦给叶帅提了三条建议。有些人称这三条为“新隆中对”，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工作时的秘书陈维仁则称之为“隆中三策”。《党史博览》杂志2005年第11期发表史义军文章，披露了这个材料，本文略作考证。

　　关于此事，胡耀邦本人讲了两次。

　　第一次，是胡耀邦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讲的。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党中央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说：

　　“这里我想插一点我个人的经历。这个经历我对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没有讲过。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了‘四人帮’，十二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然后我问他，你能够见到华主席吗？他反过来问我，你对华主席熟不熟？我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我说，如果你能够想办法见到他，请你把这个话转告给他。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

　　胡耀邦在会上还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这样的大问题，我们当时没有出来工作的人都清楚。

　　我们看到的一些论著中，讲这件事，大概都源于胡耀邦的这个讲话。

　　第二次，是胡手写的材料。

　　去年，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之际，胡耀邦的老警卫员李汉平，拿出了胡耀邦关于此事写的一个手稿，全文如下。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我同叶选宁的一次谈话

　　那年十月八日上午，选宁突然来我家，告诉了我已将四人帮抓起来了的大好消息，并代表他父亲叶帅问我的好，养好身体，准备迎接党将分配的工作。选宁还说，他父亲还要我想想，对当前如何治理国家有什么建议，过两天他再来，听听我的想法。

　　十号他又来找我了。我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我说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总是说，大乱之后，要顺从民心。民心为上。根据这种远见卓识的道理，我以为当前有三大事特别重要：

　　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冤狱一理，人心大喜；

　　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这三句话我是用心想了一天一晚的，因为便于记忆，传播，我费了好一番心思编出来的。

　　这几句话，当时我告诉了家庭几个懂事的人和几个知心的人。以后也没有多同人讲了，因为我觉得不值得再说了。

　　胡耀邦追记

　　以上两个材料，第一个是胡耀邦的讲话。这是在党中央会议上讲的，是一个长篇发言。这次会议的议题是严肃的，胡的发言不会是即席讲话，而是有准备的，看来，他是有讲稿的，至少也是有详细的提纲。

　　第二个材料是胡耀邦手写的。这个手稿是怎么来的？我采访了李汉平同志。

　　李汉平，湖北人，从1953年开始，就是胡耀邦的警卫员，那时还在团中央。他在耀邦身边工作前后有几十年。

　　据李说，大约在(1987年1月)政治局生活会以后二十来天，耀邦还没有搬出中南海。我们俩老在一起散步。那天散步时，耀邦讲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二天，叶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来看他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讲完后，他说，我现在是这个样子了。我追记一下吧，放在你这里。李说，放在你家里好。耀邦说，你比我年轻，将来我的事有了说头后，你再拿出来。散步后，耀邦就到我的办公室，在写便笺的纸上写了，就给我。李说，耀邦写的这个材料，我一直保存在安全的地方。今年，听说要纪念胡耀邦九十诞辰，我觉得这个材料该拿出来了。李汉平回忆中所述情况很有价值，令人感慨，也发人深思。

　　以上两个材料都是正式文本。但是，这两个文本却有一些明显的差别。

　　一是日期不同。一个说，叶选宁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去胡耀邦家看望的，只是这一次；另一个说，是十月八日和十日，是两次。

　　二是三条建议中有一个字不同。一个说“冤案一理”，另一个说“冤狱一理”。

　　三是胡与叶的对话内容两次有不少差别。

　　下面讲一点我对两个材料中一些情况的看法。

　　(一)关于日期。

　　胡耀邦在手写材料中说，三条建议他“用心想了一天一晚”，是叶选宁第二次来他家时讲的。这比较合乎情理。叶到胡家应当是两次，而不是一次。这个材料的题目标明“十月十日”，说明他对这个日期很重视。在写这个材料前的一个来月时间内，胡耀邦处在意想不到的使他刻骨铭心的境地，他会深入回忆思考许多问题，在生活会后，更是这样。看来，他的回忆思考是以粉碎“四人帮”为起点的。特别是，他决定将这件事写下来，期盼以后有机会拿出来，派用场。所以他对日期和情节讲得也具体。细看胡第一次所讲，重点在讲他与当时领导人的关系。据此，我认为，日期和次数还是书面写的材料比较准确。

　　(二)关于“冤案”和“冤狱”。

　　推敲一下，这两个提法，是有差别的。前者外延较广，后者则仅指处在被关押状态，失去人身自由的人。“平反冤假错案”这个说法，现在大家都很习惯地使用，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没有这样一个规范的提法。当时，胡耀邦注意的重点，是仍被关押的一大批老同志。我记得在《理论动态》创办后不久，大约是1977年秋天，有一天，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在谈话中，他很着急地说，光揭批“四人帮”，怎么不放人啊！要赶快把人放出来啊！我们党内哪有那么多走资派啊！这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冤假错案的提法，有一个形成过程。我认为，当时强调“冤狱”，比较符合胡耀邦的思想实际。

　　(三)关于谈话内容。

　　两个材料各有侧重，详略不同。前者重点讲了与当时主要领导人有关的事，后者重点讲了他思考三条建议的情况。这两个材料前后相距六年多时间，历史背景有很大的不同，作者的处境、心情、思绪，几乎相差180度。作者讲这件事的出发点前后也完全不同。但我认为两个材料所讲都是真实的，可以互为补充。

　　胡耀邦的“隆中三策”，是当时稳定大局，治理国家必须解决的三个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切中要害。“隆中三策”的实质，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消除其恶果，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使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粉碎“四人帮”后刚几天，胡耀邦就向党中央提出这样明确中肯的治国大计，在党内为仅见，确是难能可贵。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衷心拥护新的领导人，但“隆中三策”表明，他的思路同“两个凡是”是对立的。他以后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十年“文革”，决不是偶然的。

　　阅看了这两个材料，尤其是后面手写的材料，必然会引起一些思考。比如，叶剑英为什么要去征求胡耀邦对治理国家的建议？叶帅要胡耀邦“养好身体，准备迎接党将分配的工作”，他对胡的工作安排会有什么样的考虑？胡耀邦原来觉得这件事“不值得再说了”，后来为什么又要写这个材料？他盼望以后他的事有什么样的“说头”？到那时向谁拿出来、作什么用？等等。这些，本文不作阐述了。

　　叶选宁是这件事的一位主要当事人，如果他能写出当时的有关情况，这件事情的全貌，特别是它的来龙和去脉，就更清楚了。(据学习时报；沈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