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在胡润“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位居榜眼，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喝彩，却引发了不少质疑。除了所谓的是否是“真金白银”的疑问以及追问“杨澜夫妇资产到底有多少”，更有甚者，竟无端地扯出所谓“做一个女人难，做一个名女人更难。

　　杨澜不被大家盯着，才不正常”等与慈善捐赠毫无关联的话题。

　　诸如此类的“联想”，不仅对杨澜等慈善捐赠者极不公平，也无助于中国良好的慈善生态环境的建设。

　　毋庸讳言，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有数据表明，国内每年的慈善捐款额度在全国GDP总量所占比例不到万分之二，而发达国家一般要占到2%左右。我国慈善捐赠的数量和质量还不尽人意，慈善所承载的意义尚未成为社会的共识，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慈善还需要进一步彰显。胡润慈善榜，实际上是“旗帜鲜明地扬善”，即使慈善榜客观上会产生一种“催款单”效应，催促那些在富豪榜上位居前列、在慈善榜上没有出现的富人尽快向善，但慈善榜发布的初衷，应该是张扬新财富精神，打造和谐社会、爱心中国；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舆论，有责任对慈善捐赠善举进行策应和喝彩，而不是鼓动社会对富人进行“道德逼迫”和“伦理勒索”。

　　遗憾的是，杨澜遭遇的，正是这样的“道德逼迫”和“伦理勒索”。所谓“真金白银”的质疑，集中反映了一些人对慈善捐赠知识的准备不足，比尔·盖茨的310亿美元捐赠，其中就包括现金和权益两种形式，胡润也再三表示这是国际通行的慈善统计惯例，为什么到了杨澜这里，就非要质疑一下是否是“真金白银”？有人在网上甚至振振有词地说：“按照中国传统慈善理念，捐款就是真金白银地拿出来，就如《乔家大院》的乔致庸，在‘闹荒’的时候，在自家门前支上几口大锅，花上大把银子，赈济灾民。你杨澜捐出来的‘权益’，老百姓看不见，摸不着，当然要满腹疑问了。”面对这样的观点，善良的人们只能苦笑。慈善事业在中国尚不成熟，需要借鉴国际先进技术进行操作，海外的慈善基金会设立专门的投资委员会，进行专业投资管理，以期获得更高、更安全的资本回报，这是基金会保值、增值的通行办法。

　　对杨澜慈善捐赠的无端质疑，恰恰表明，我们整个社会应该加强慈善方面的教育，营造慈善环境、降低慈善风险。我们无法回避的是，在中国做慈善，还是有相当的风险，这样的风险，不仅仅在于慈善款项监管乏力、让人不放心，而且在于包括某些媒体在内的社会舆论，对财富的认识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对慈善知识准备不足。在一个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仇富心态亦不乏的时代，一些人常常把中国慈善事业不太发达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富人不愿意乐善好施，而无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慈善事业，是靠屈指可数的富豪来支撑的，以美国为例，慈善机构获得捐款的85%来自普通民众，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在我国，中华慈善总会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现在谈论慈善，我们把眼光仅仅盯住富人，本身就有偏颇，我们不妨拷问自己：慈善事业，我们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慈善，从来都不止体现于数字的多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