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剧，即中路梆子，是山西省的代表性剧种，为山西省的四大梆子之一。由于它的活动地区在山西中部，尤其是在太原附近、晋中一带，而且这一剧种历来受到山西中部广大群众的欢迎、喜爱，因称中路梆子。

　　中路梆子的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己独特风格。

　　中路梆子渊源于蒲州梆子，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经盛行。它吸收了蒲剧的许多特点，又经过许多艺人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以说，它是在蒲剧基础上大胆突破和创新而形成的一种别具一格的梆子戏。

　　近百年来，中路梆子的一些前辈、老艺人对这一剧种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孟珍卿(艺名“三儿生”)、张景云(艺名“十三红”)、高文翰(艺名“说书红”)、乔国瑞(艺名“狮子黑”)、田桂子、毛毛旦、油樵旦等，在唱腔和做派上，不断创新，不断改进，路子越走越宽，戏越演越精。尤其是著名晋剧演员丁果仙登台后，由于她的艰苦的戏曲舞台实践，在唱腔、道白、做派等方面，都有新的改进，对今日晋剧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中路梆子最早主要活动在太原周围，很容易吸收兄弟剧种的长处，融会贯通。因此，这一剧种演出范围也随之逐步扩大。抗日战争以前，已经扩展到河北西部、陕西北部、内蒙地区。在以上地区，相继建立了固定的中路梆子剧团，演唱晋剧。抗日战争中，许多中路梆子艺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挽救民族危亡的英勇斗争，在晋察冀、晋绥、太行等革命根据地演出。他们不仅演传统戏，而且还演现代戏、新编剧目。在前方和根据地公演，受到人民的赞扬，对鼓舞人民的士气，起到一定的作用。晋绥七月剧社(中路梆子)曾随军到西安、成都、甘肃天水等地进行过较长时期的演出活动。

　　解放以后，中路梆子剧团逐渐增多，尤其在晋中、吕梁、太原地区，差不多县县有专业剧团，许多村镇有业余剧团。著名剧目《打金技》已拍成电影。

　　山西省晋剧院是山西省晋剧主要演出团体。成立于一九五九年二月。这个剧团演出历史较久，多年来，培养了不少青年演员，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许多优秀演员荟萃于此，受到了山西省晋剧到好者的拥戴。

　　山西省晋剧院设在太原，现有演职人员二百八十七人。这个剧院，在历史上曾经汇集了山西省内晋剧的老艺人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梁巧云、冀美莲等人。这些老艺人，经过舞台生活的千雕百凿，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表演风格、唱腔，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印象和很高的威信。

　　现在，这个剧院的著名演员有王爱爱、田桂兰、冀平、马玉楼、刘汉银、郭凤英、王宝钗等。山西省晋剧院的代表剧目有传统戏《打金枝》、《含嫣》、《小宴》、《杀宫》、《算粮》等。

　　中路梆子溯源及发展概况

　　晋剧，原名中路梆子，它是在蒲州梆子孕育下产生的一个剧种，起初主要活动在山西省中部地区，即清代的太原府、汾州府及平定州所辖的各县。后来，由于发展迅猛，流传地区逐步扩展，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直至成为今天山西省戏剧的代表剧种——晋剧。

　　起源探讨

　　关于中路梆子的起源，曾经是晋剧史研究工作者多年争论的一个问题。从我掌握的资料考证，中路梆子的起源应在清代咸丰年间为妥。因为在此之前，从大量舞台题所揭示的山西中部城乡戏剧演出中，主要为蒲州梆子、京都花腔班(今北京剧)和江南丝竹班(南昆曲)三种，根本未见有关“中路梆子”的记述痕迹。只是到了道光初年，被当时称作山西梆子的蒲州梆子再度复兴，所谓：“道光皇帝登龙廷，山西梆子又时兴”时期，蒲梆北上，来到了晋中、太原一带演出，不仅轰动了太原，而且也震撼了北京，这也正迎合了中路地区崛起的一批富商大贾们的娱乐要求，于是他们就以承包形式，邀请蒲梆班社在中路演出，这就是中路富商承办戏班的开始，但剧种仍为蒲剧。其代表班有平遥县的万和班、小平遥班，及介休县的吉庆班等。

　　到了咸丰初年，蒲梆开始冷落下来，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义军一部于咸丰三年八月到达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其矛头直指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包括蒲剧在内的外地剧种，很少再来中路地区演出了，致使中路地区出现了一个戏剧活动相对空缺的时期，这对酷爱着戏的中路群众，尤其是富商们来说倍感失望，于是少数人便开始邀请赋闲文人、票友以及秧歌、皮影艺人等，组织研讨班子，拟创立自己的剧种。到了咸丰中后期，经过众多班子的努力研讨，终于在继承蒲梆音韵和锣鼓经点的基础上，结合中路秧歌等的唱腔特点，初步形成了中路梆子的雏形班社，并开始试点演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榆次黑店班和祁县三庆班，参加艺人，除了滞留的蒲梆艺人、秧歌及皮影艺人外，还有吹鼓手、店员、矿工、票友等。

　　到了同治初年，山西社会秩序好转。新型中路梆子的出现，也受到了更多富商财主们的亲睐。于是以祁县城城金财主为代表的太谷、榆次平遥、孝义、介休等地的财主们，先后成立了上、下聚梨园班、四喜班、四兴班、四庆班等班社，他们在演出实践中，互相学习，不断改进，使唱腔及文武场面日趋完善；又学习外地剧种管理班社的经验，使戏班逐步走向了正规化。戏班人员，除文武场保留中路籍艺人外，其他演员大都以高薪从蒲州聘来，所以民间有：“祁太镏子，蒲州丸子”的谚语。其次，大商家还修建戏房院，购置苏杭刺绣行头，增添运输车辆，制定演出计划。如戏班自负运输，每个台口大都演出三天，每天上、下午，晚三开戏，戏班自办伙食。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垛箱歇班，艺人放假，次年正月再来组班。班主宏观领导，具体事物由承事人、掌班人负责。戏班不属商业性质，盈亏全由班主自负。只是每到一处，将木制的、标有某某县某某财主所承戏班名称的虎牌立在前台，以示夸耀，还要在后台粉壁墙上题笔留名。这些舞台题笔内容广泛，成了我们今天研究晋剧发展史的金石之证。

　　随着中路梆子的日益定型，引起了中小财主和中等商人的承班兴趣。他们也从蒲州请来艺人或招来儿童，成立科班。至同治末年，中路梆子班社已在山西中路、以至北路少数州县初具规模。比较出名的新承戏班有：介休的和盛班、徐沟的五义园、太谷的四盛和班、祁县的双庆园、太原的郝店班、汾州府的义庆班等。出名演员有一千红、八百黑、王彩云、云遮月、天明亮、棒杵红，以及鼓师杨青、宋兴儿，琴师彭根只等。经常上演的剧目有：《和氏璧》、《棋盘街》、《春秋配》、《普救诗》、《御果园》、《渔家乐》、《赵家楼》、《炮烙柱》、《锋箭头》、《吉庆图》、《落马湖》、《北天门》、《抚琴》、《偷鸡》、《扫雪》、及昆曲戏《草坡》、《赐副》、《庆顶珠》等。由于艺人的精湛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晋中仍有“四喜班，是好戏，秃红、吐丑、盖陕西。人参娃娃、大嘴丑，后边跟的一杆旗……”等戏谚流传。不过，此时的中路梆子，在山西戏苑中仍是一枝新秀，而以金和班为首的蒲州梆子、三庆班为首的京都花腔班、鸣福班为首的江南昆曲班等，仍活跃在中路地区，形成了多剧并存、争芬斗妍的时代。

　　可惜上述局面维持不久，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发生了。光绪元到四年，山西与邻省陆续遭受特大旱虫等自然灾害，在此情况下，多数戏班停演，艺人失散或丧身，就连曾解囊资助的富商大贾也改变了初衷。到光绪六七年后，中路梆子才开始恢复，起班社有原来长年包份制的娱乐性团体，变为以名老艺人承班、或以财主领衔承班的商业性经营组织。此时，搭班艺人严重短缺，不得不就近收留中路籍贫苦儿童加入科班培养使用，他们经教学3-5月，便强行登台，俗称“犟出窝”。有的靠打骂体罚逼迫学戏，当时比较出名的科班有榆次流村的而保和班、清源杜村的喜梨园、孟封村的小梨园等。其中二保和班，培养的演员最多，几乎遍及中路各地。

　　辉煌时期

　　光绪十年后，中路梆子再次兴起，出现了中路艺人演中路戏的新气象，使旧日那种蒲梆艺人演中路戏的局面开始改变。从光绪十五年后到清末中路梆子进入一个辉煌时期。此时，中路各地的富商、财主、职员等，再次支持中路梆子的发展，他们有的自己承班，有的做艺人承班的后台，使戏剧班社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每个府、州、县在同一年里，承办班社不下两三个，最多的为太谷、平遥两县，常年班子不下5个。演出活动有庙会戏、集市戏、踩台戏、开光戏、商行戏、开市戏、求神戏、还愿戏、祭祀戏、婚丧寿庆戏及官戏等。一般村庄，每年也唱戏一台；大型集镇，每年多达5-10台，中路梆子已成为中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主要剧种了，而且它也随中路商人远足张家口、包头、归化等地，与当地剧种竞献技。中路梆子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域关系，吸收民间艺术等成份的不同，在表演程式、演唱风格，前场经谱上形成了三大流派，即以太原府辖县的上路班；汾州府辖县的下路班；平定、辽州所辖县的东四处班而区分。直到解放后上述三者的较小差异，合为一体。

　　这个时期，中路出名的班次有榆次的三保和班、会音班、太谷的坤梨园，祁县的荣升班、永盛园，平遥的同春园、祝丰园，介休的全福班、同盛园，汾州俯的春和园、如意班，孝义的长盛班、翠梨园，寿阳的小万顺园、三鸿班，盂县的福顺班、魁梨园，交城的仁义园，平定的四喜园等。北路有忻州的兴盛班、峰县的小景翠园、大同府的万盛班、五台县的昌盛园、天城(镇)县的合义班等。名艺人有三盏灯、二八黑、福盛生、玉石娃娃(刘玉富)、十里麻、核桃红、玻璃翠、玉昌红、金大丑、狗儿旦、玉印里、夜壶丑、没骨头、草上飞、六月鲜、五月鲜、黄芽韭、晒鞋旦、子都生，及文武场师傅任应只、杨甲成、孙三蛮、马锣三、赵毛蛮、杨七成等。上演代表剧目有《北游宫》、《雁塔寺》、《葫芦峪》、《乾坤带》、《日月图》、《牧虎关》、《忠孝义》、《赞王宫》、《芦花河》、《黄河阵》、《光武兴》、《南阳关》、《豫让桥》、《乌玉带》、《朝金鼎》、《铁冠图》、《奚皇庄》、《表功》、《戏叔》、《八蜡庙》、《宁武关》、《玉虎坠》等。广大观众公认的上三班好戏为太谷的坤梨园、锦梨园和祁县的荣升班。坤梨园在班主三盏灯的带领下，演的很红，被冠以“字号班”的美名。谚云：“三盏灯，进了城，买卖人，冒了魂……。”“三盏灯进了村，长工放羊的歇了工。前晌看了七星庙，后晌再看凳王宫。”可见演况之盛。

　　中路梆子的辉煌，还有一个标志是，遍布城乡的票儿班、自乐班。所谓票儿班，就是由商人、农民、私垫先生等自发建立的娱乐组织，参加者称票友，艺高的称“合文家”，大多是业余农闲聚集起来，自拉自唱，吸引不少观众。这种组织起到了义务向群众宣传戏剧、加深群众热爱戏剧的桥梁作用。所沥富乐班，是富豪人家利用歇班机会，将名艺人及文化名人请到家中一边演唱、娱乐，一边研讨修改剧本、曲调，或改进表演招式等。这种活动也叫“走暗场”，待成熟之后，上台正式演出，这叫“走明场”。这种由富人、知识分子和名老艺人组成的三结合自乐班，是中路梆子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其中，成效卓著者有太原县(今晋源镇)的聚文会、太谷北恍村曹家班、祁县城渠家班等。

　　中路梆子走向极盛之后，这时江南丝竹班、京都花腔班等基本退出了中路舞台，只有蒲梆偶尔还来，已势头大减。

　　辛亥革命后，中路各县一度动荡不安，有钱有势者大都采取回避观望态度。因此，中路梆子的承班人多改为前清衙门、镖局遗老等人充任。同时中路籍艺人队伍也已成长壮大，蒲梆艺人中除定居者外，其余已不再来中路搭班了。民国5—19年(1916—1930)，山西局势相对稳定，中路梆子又进入第二个辉煌时期。特点是：

　　(一)班社林立，流派扩大。此时的中路梆子，不仅扎根雁北、占领口外，且在河北省西部、陕西省东北部，以及省内原平阳府、潞安府所辖的北部各县，也发展建立了班社，形成了横跨我国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北、绥远、察哈尔5个省区的大型剧种，从而被人们称为山西梆子。仅就中路地区30个县来讲，这个阶段出现过的戏班就有120余个，其中寿阳最多，陆续承办过21个。著名的上三班好戏为太谷县杨成斋的锦梨园、胡万义的万福园和徐沟县陈玉的自诚园等。

　　(二)、名伶荟萃，竞争激烈。由于班社林立，互争高低。民国14年后，徐沟自诚园班主陈玉，第一次从张家口调回大牛牛、二女只等坤角艺人，与本班男艺人同台共演，引起轰动，观者如潮。接着是河北梆子武打艺人来晋搭班，他们的真刀真枪、实打实拚的武功戏赢得了观众的好评。再是以太谷万福园为代表的一些班社，也不甘落后，二返蒲州，选聘新秀。这样就使中路梆子形成了一个人才济济、实力强大、互相竞争的大好局面。此时的名艺人，中路籍的有：盖天红、说书红、李子健(后唱了京戏)、十三红、小十二红、三儿生、天贵旦、毛毛旦、狮子黑、十七生、福义丑、彦章黑、抓心旦、有福旦、玉兰旦、灵石旦、李阳黑、燕宪旦、灌肠红、发财生、鸡毛丑、中头黑等；著名戏曲研究工作者有，郭维芝、裴世昌等，口外坤角有大中

　　牛、二牛牛、二女只、极金枝、橙金梅等；文武场名师有高锡禹、杨甲成、程贻公、李万业、万金只、武满仓、二丁只、马步隆等。

　　(三)剧目繁多，文武齐备。由于人才辈出，上演的剧目多是名人手戏。常见的有《六月雪》、《凤仪亭》、《金沙滩》、《上天台》、《白蛇传》、《铁弓缘》、《百子图》、《法门寺》、《双官谐》、《万佛衣》、《中梁图》、《梅降褒》、《双罗衫》、《十三妹》、《塔子沟》、《玉棋子》、《烈火旗》、《一捧雪》、《金钱豹》等，共200余本、回、出。可谓文武皆能、行行不挡。

　　(四)演技精湛，百花齐放。此时，各个班社尽展新招，各门艺人也在唱、做、念、打特技等表演方面各领风骚。如三儿生开辟的小生潇洒腔和出汗功、毛毛旦的呀呀腔、天贵旦的咳咳腔、盖蒲州的“十不该”、“十炉香”的垛板体、狮子黑的髓谱造形、翎翎生的翎子功、彦章黑的崩头皱纹功、自来香的跷子功、抓心旦的台步功、油糕旦的叠衣功、万人迷的水袖功、少少贞的不扶手朝天蹬、鹿儿红的纸循功、天贵旦的鼻涕功、红梅旦的喷火功、说书红的茶盘功、有福旦的椅子功等，都令人拍案叫绝。既给观众以美的享受，也为我省戏曲艺术留下了宝贵遗产。民谚有，“宁肯挤的扯了裤腰，不要误了三儿生的坐窑”，“宁肯挨一顿顶门棍，不要误了天贵旦的血手印”、“看了万人迷，一辈子不用吃(娶)婆姨”等。

　　从2O年代起，山西梆子由于部分老艺人健在，舞台格局能维持男女同台演出，故涌现出了太谷锦艺园等上三班好戏。民国24年(1935)，以著名女艺人丁果仙为首的步云剧社，和以盖天红为首的唐风剧社，分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演出，大大地扩大了山西梆子的影响，也与兄弟剧种艺人交流了经验，丰富了自己。后来山西梆子出现了由男角主演逐步向女角主演转化的局面。随之也带来了潜在的问题：因女子演戏更能招来观众、更能挣钱的影响，各地掀起了一般专门培养女艺人的热潮。如太谷富庆园科班、榆次坤梨园科班、祁县小同梨园科班、盂县承庆园科班等，都是收的清一色女户，进行培训。就连当时的老艺人说书红、玉兰旦、有福旦、五月鲜、二牛旦、盖天红、水仙花及名人丁果仙、彼吉仙、懿万山等，也纷纷招收女弟子，随班边教边演。所以到“七·七事变”前，山西梆子的舞台名伶，绝大多数是坤角。如被桂桃、被桂君、被桂琴、刘桂英、程玉英、刘俊英、董翠红、董桂花、黄彼楼、镭莲花、撼莲春、牛桂英、郭凤英、郭兰英、冀美莲、孙福娥、花艳君、丁艳霞、乔玉仙、张美琴、梁小云、刘芝兰、冀兰香、郭红梅、马秋仙、二奴奴、任玉珍等；男角新秀只有王银柱、郑雅楼、赵月楼、王正魁等极少数人。

　　山西梆子由于演员“阴盛阳衰”，所以使许多优秀的盔靠戏、硬功戏、武打戏以及花脸、丑角戏等。逐步停演或失传，也使这个北方剧种特有的激昂奔放的道白、唱腔，和起伏跌宕的表演程式，逐步被婉转悠扬的曲调和绵绵缠缠的作派所代替，从而失去其昔日的那种阳刚之气和铿锵特色。

　　横遭劫难

　　阎、冯倒蒋失败后，山西经济萧条，晋钞毛荒。山西梆子的部分班社中，由赌徒、毒品贩、地痞等人把持或承办。他们为了捞钱，常常利用演出机会，公开放赌、销售毒品：还教唆引诱艺人沾染嗜好，误入歧途，腐败风气传入戏班，造成台风不振，艺人思想堕落、艺术水平下降，给许多艺人的生活带来严重困难，以至少数坤角艺人，迭遭不幸，陷入困境，不能自拔，这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以上是使山西梆子从高峰向下滑的内因所在。然而使其惨遭摧残的外因是日本侵略者的入侵。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军很快入侵山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迫使各地戏班全部解体，艺人四散，其中部分人亡命国外，部分入改行种地，部分人收缩到太原，榆次戏园之内，部分人如三儿生、盖天红等则受尽日军欺凌，含恨而死。只有少数人进入太行、晋绥、晋察冀等革命根据地，以崭新的面貌为抗日军民演出服务。而在日军侵华的8年中，敌占区广大农村观众，却与山西梆子基本隔绝，农村个人承班的现象也不复存在。直至抗战胜利后，阎锡山重返太原，组织文宣队之类，才偶尔演出，但班内艺人受尽地方官僚、土豪等的凌侮和压榨，哪有艺术表演可言。

　　纵观抗战前后的10多年间，山西梆子所遭受的劫难，造成了晋剧发展史上的第一次低潮时期。

　　重现辉煌

　　新中国的成立，给山西梆子开创了第三个辉煌时期。首先是艺人获得了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在人民政府的号召下，众多流亡或改行的艺人归队，他们或以城市戏园、或以专县为单位，组成了新的演出剧团，并在各级文化部门的帮助下，建立规章制度，革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恶习。其次是遵循党的文艺方针，改编了部分老剧目，创作或移植了部分新剧目。接着是随着电气化的发展，又普及了电灯、布景等舞台设备。此外，还建立了培养后备力量的艺术学校和各级戏研室。增设了编剧、导演等人员。1956—1958年左右，全省大部分地区县市以上剧团，相继建立健全起来。最优秀演员集中在省城太原演出，于是把山西梆子正式定名为晋剧，各地县所属剧团名称，也统一改为某某晋剧团。

　　此时，除以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冀美莲、程玉英等晋剧表演艺术家为代表的者一代艺人，仍活跃在戏剧舞台外，出名的新秀有刘仙玲、冀萍、程玲仙、范翠萍、安冬梅、丁玉英等，到6O年代初，又涌现出了王爱爱、侯玉兰、张鸣琴、马玉楼、田桂兰、武忠、刘汉银、郭彩萍、王万梅、阎惠珍、郑忠贤、姬荣生、高翠英、降金元、李爱梅、杜玉梅、冯继忠等一批新人，以及名鼓师贾炳正等人，这就为后来的晋剧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再是经常上演的剧目有《打金枝》、《下河东》、《秦香莲》、《游西湖》、《宝莲灯》、《双蝴蝶》、《孟姜女》、《情探》、《杨八姐游春》、《十二寡妇征西》、《刘胡兰》、《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以及传统戏中的《空城计》、《三岔口》、《教子》、《黄鹤楼》、《走雪山》、《金水桥》等几十部本、折戏。各个剧团经常深入基层为群众演出，使晋剧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

　　再陷低潮

　　这一时期，伴随着晋剧繁荣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第一，剧团官办，艺人久住城市，他们去基层演出的活动相对地少了。第二，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群众对文化生活的不同追求，现在晋剧的观众越来越少。第三，在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方面，60年代出现单纯强调唱现代戏的倾向，使大批老艺人无用武之地，提前退休或改行，使许多优秀传统剧目失传。有的编导人员很少研究晋剧史，和很少挖掘整理传统精华，而是追形势、赶浪潮，把剧本变为课本。第四，培养人才渠道方面，艺校招生方法不完善，毕业生中有许多人改行。男性演员有的缺乏自尊自爱的敬业精神，生活无节制，过不了“变音关”，晋剧舞台出现阴盛阳衰；普遍缺乏苦练童子功夫。第五，城乡票儿班大大减少，同时新型的电影、体育等娱乐活动猛增，使人民群众对晋剧的感情有所淡薄，直接影响着晋剧的发展。第六，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晋剧成为首先被冲击的目标之一，这也是使晋剧走向低谷的一个主因。“文革”来临之后，不少艺人被当作“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活靶子被批斗。接着就是批判剧本、批判权威，有些地方还把戏装烧毁，艺校停办。1967年，剧团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又统一改唱样板戏，上场艺人还要通过政审后方能登台。接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让旧社会过来的不少艺人退休、下放、除名，有的以至戴帽劳改。就这样使晋剧元气大伤，造成了晋剧发展史上的第二次低潮时期。

　　现状堪忧

　　1977年后，晋剧恢复古装戏的演出，但上演剧目寥寥无几，像样的角色也少的可怜。进入酗年代，政府号召振兴晋剧，各级剧切闻风而动，相继调整了班子，充实了演员，添置了行头，整理了旧戏，赶排了新戏，有的还大胆地把晋剧表演与当前流行的轻音乐、卡拉0K等文艺形式结合起来，增强了晋剧的演出效果。同时也涌现出宋转转、史佳花、崔建华、李天喜、王晓萍、王二庆、栗桂莲、孙红丽等艺术新秀。恢复和新编了《下河东》、《十五贯》、《玉蝉泪》、《卧虎令》、《伐子都》、《吴王剑》、《三下桃园》等剧目，并多次汇集省城调演评比，甚至有的还到北京献艺。另外有少数人获得了晋剧表演艺术家的光荣称号，有的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有的晋升为一、二级演员。所有这些，都是晋剧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对此，我们应当充分肯定。

　　但是，从晋剧发展的整体来看，还不能说她已经走出了低谷。相反，我认为目前晋剧仍在低谷中徘徊。例如全省政府官办的剧团，没有几个能够以团养团的，有一半多靠财政拨款维持，另一半则处于停停演演的涣散状况。再如艺人，真正苦练功底、安心演出的不多，相反，倒是有的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走穴、下海，使一些名艺人的声誉下降。再如上演剧目，转来转去还是打金枝等二三十本俗戏，真正新鲜感人的不多。有的还编排了一些低级剧本，敷衍应付，难怪晋剧的观众越来越少。目前从农村来看，观众还是以老年群体为主，至于城市观众则少的可怜。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晋剧这种不景气情况，何时才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