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育了3个大学生的64岁老汉董天国 摄影 吴东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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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还是这个村的面孔。干打垒的黄土上盖个茅草搭的顶，村里85%就是这样的草屋，至少还有一半人没办法完全解决吃饭问题。用当地村民的说法是，每年三、四月断米的有一半以上家庭——那时正好存粮用完，新粮还没下来。时常要断盐的也有1/3左右家庭，即使一包盐才1块钱，这就是贵州出名的状元村。

　　有两个疑问让这个村子引人注目:是什么因素让这个只有600多户2543人、户均年收入不超过1000元的山区小村——意味着一个家庭一年收入甚至供不起一个孩子读一学期的高中——1979年以来总共出了500多个大学生，又是什么因素使这个出了这么多大学生的村子依然贫困？

　　求生的出口

　　赵世琪说话很快，声音很大，一套套的很有逻辑。他几乎是用夸耀的语气回忆他用一辈子做出的这个决定。即使这样，赵世琪还是强调他从不认为那是一种投资，他更愿意对记者形容说是——“求生”。

　　事实上，状元村的故事恰恰是从这个家庭开始。正是有了赵世琪家的成功，才带动了村里许多人开始效仿。

　　1979年，根据赵世琪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下定决心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是因为他算了一笔账:1亩地一年最多产粮食600斤，也就是1亩土地大概就够一个人吃一年半。而困境在于，“我们是根据1979年人口数量分土地，每个人可以分1亩，这样可以生活下去。但是1979年后生的人是分不到土地，最倒霉的情况是夫妻两个在1980年有孩子，他们在1979年因为只有两个人头数，所以只分到2亩多地，如果他们生了4个孩子，那等于6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要是孩子结婚，各自又有了后代，那些地再一分，你说怎么过日子？而且，为了能在土地上有足够发言权，农村必须要生多个孩子，要不就会被欺负，甚至会被兄弟多的人家抢占土地。像我们这一代大都七八个孩子，这样下去能靠土地养得活吗？所以我当时想要赶紧找出路”。

　　赵世琪是坐在自家那栋全村最早的、目前也少见的水泥楼房里和记者聊天。他笑眯眯地告诉记者，他决定明年就和老伴一起去旅游，从贵州到上海再往上面到山东、北京，然后转到甘肃、四川刚好可以绕一圈回来。村里人都认为他家肯定是龙场村的首富，而这就来自他在1979年的那个决定。他觉得自己是个浪漫主义者，并且老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可惜窝在村里了，所以“从一开始我想到的不是让孩子能活下去，而且能有机会活得更好”。他1962年初中毕业后就到隔壁村的民办小学教书，当时工资一个月是12块钱，后来涨到15块钱。1968年7月份，赵世琪带着一本几何书回到村里，专门给人做木匠。“我们这边的风俗是出嫁的时候要做一整套家具当嫁妆，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他当时做木匠一个月能挣30到35块钱，比教书高出1倍多。

　　1979底分地，当时他们家总共分到9亩多地。分地后赵世琪开始核算，算到几乎绝望，当时他家的孩子已经有一个在读高中还有三个在读初中，“以前，生产技术落后大概1亩年产就两三百斤，到了1980年以后每亩才上升到六七百斤。当时每斤玉米是七八分钱，米可以卖到1毛、1毛1，人均1亩多地，扣去吃的，每个人头每亩大概就剩下一两百斤。也就是说，1亩地到头来就是10块20块的收入，9亩地就是100多块钱的收入，根本不够学费”。

　　在那时候其他家庭选择的是让孩子辍学，他硬是坚持让孩子读书，就因为“算完那笔账我知道，如果不让孩子读书，现在能熬过去，我这些孩子以后日子根本过不了”。

　　当时大家都穷，钱是没地方借贷的，“幸运的是，记得1979年时候，地刚分包，就有乡干部过来动员种烟叶。我是村里第一个种的，因为烟草一斤3毛多，价格比大米多3倍，产量也比大米多个三四倍，所以我们家的收入在第一个孩子1982年读大学的时候，就比普通家庭多存了好几百，甚至近千元了”。

　　赵世琪的举措开始引起大家注意应该是1982年，那时他的第一个孩子赵代龄考上哈尔滨科技大学。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学费60多元，伙食费一个月大概30元，而国家当时的政策几乎都负担起来了，所以“我记得第一年我给他200块钱，他一年回来几乎都没有用完”。1982年的时候还陪他大儿子去了一趟哈尔滨，“当时心里想，如果是这样，这几个孩子肯定都能送上大学，不用发愁，所以就觉得可以拿些钱到哈尔滨走走”。他一来一回总共就花了105块钱的路费，回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常常开头就是“我在哈尔滨看到”，结尾都是“所以还是读书好”。引得别人也心痒痒的。

　　“他们倒不是因为读书可以出去动心，而是读出去了一个人，竟然是由国家供，家里省了一张要饭的嘴巴。这点对农村人很重要，而且那时候大学毕业还可以国家安排工作，这样算起来就很划算，所以开始有人也跟着读书了。”赵世琪说。

　　不过赵世琪没想到的是，从那以后，“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学费开始涨。从几十块到1200再到2600再到4700元，特别是1992年之后”。1992年是他觉得日子最难过的一年。“1992年，老二和老三考上大学，当时大学学费已经要1200多元了，还有3个在读中学。从1982年学费开始涨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出路，我本来的打算是，干脆包产到户，老大毕业完后供老三读，老二供老四读。没想到，当时就老大一个毕业，月工资也才不到1000元，根本供养不了，所以那一年就去借高利贷，总共借了8000多元。”

　　“我们家算很幸运，熬过1992年，家庭计划就推行得比较顺当了。因为老大的工资开始涨到一个月1200元，老二毕业出来后，家里一下子就宽裕了。虽然到老四1996年上大学时候，学费已经到了2600元，但那时候老大老二老三都工作了，就让他们兄弟一个供养一个，我们老的就退休了。”到了2004年最小的孩子赵代滨大学毕业分派到云南玉溪工作，“我们家所有孩子就都成功离开土地了，我觉得自己的一辈子也够了。”赵世琪说。

　　逐渐被教育卷进去的村庄

　　董通家就没有那么幸运。虽然已经工作将近10年了，董通还是没能还清读书时借的贷款。

　　董通家是这个状元村另一个出名的状元家庭，他们家总共4个孩子出了3个大学生。他是1994年上的大学，当时的学费已经要2000多元了，加上生活费，一年要花4000多元。他读4年书父母从高利贷借了1.7万多元。“那时候家里一年种粮食的收入还不到1000元，为了读书，我母亲试图去银行贷款，但贷款需要抵押，我们家的土房子太破了银行不肯，最后只好向私人借，利息是5%，也就是100块一个月要还5块钱利息。等我毕业的时候利息几乎和本金一样了。”1998年刚毕业，董通安排到县城的建筑公司，一个月收入才300多元，直到前年才涨到1000多元，“所以还了10年，还有7000多元没还完”。

　　按照村里人归类，整个村里人真正通过教育脱贫致富的也就是第一代大学生家庭。“这个村子的大学生大都是在1992年到1996年考上的，称为第二代大学生家庭，大部分家庭还没有真正摆脱贫困。”董通的母亲告诉记者。

　　在他们家里难过的不仅是老大董通，还有他妹妹董会。董会是2000年考上大学，学费就要4500元，再加上生活费，总共借了1.2万元。相对幸运的是，她当时是找银行借贷，利息相对较少，“她现在在黔西一中教书，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元，也只能是慢慢还了”。事实上在董通家，现在日子过得最好的反而是没读书的那个最小的孩子董宇，董宇读到初中毕业，也贷了1万多元，不过他不是用它来读书，而是买了辆车在邻县的火电站拉煤渣，挣了些钱后，他又加贷款用6万元多买了辆大卡车，在村子里2001年才开发的煤矿拉煤，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5000多元，才两三年就攒了将近10万元。不过董宇还是父母最担心的孩子。他父亲告诉记者，村里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根本找不到对象，而且这样的工作虽然现在好，但也是一时的，煤能运几年呢？

　　赵世琪常会劝其他人家说，他家的方式在这个年代不可能复制了。“我们家孩子书读得早，所以刚好负担得起，要是现在肯定不可能了。”他举例说，比如老五老六上大学要3750和4700元，靠一般工资也难供养出来，“还好我们前面已经有好几个大学生，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可以顶我们一年，现在村里其他人吃力，就因为土地一直在贬值，而学费一直在涨。”

　　董通家庭的困境就来自于土地能获得的收入和学费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多，导致人均占有土地数量下降;另一方面相对于物价和学费，土地在贬值。“1亩田每年大概能产米700斤左右，而米价一度在1986年涨到1.5元一斤后，这20年来一路下滑，最低滑落到7毛一斤，直到最近几年才重新上升到1.2元左右一斤。也就是说，土地所能获取的利润一直没有变化，然而这几年物价不断翻倍，学费差额一直在扩大，现在单靠土地怎么能承受的了？我们家以前也想靠种烟草，不过1996年后，烟草也突然卖不出去了，还是要回到靠庄稼过日子。”董通的母亲对记者说。

　　事实上有个趋势，时间越往后，人均土地越少，收入和学费差距扩大，上大学已经从一个家庭的投资变成一个家族的风险经营。赵勇家就是这样。

　　赵勇家算是第三代大学生家庭。赵勇和他弟弟都是在1979年后生的，所以家里只有父母分上的2亩地，“从小到大温饱一直都成问题，更不要说读书了，我和弟弟读书都是向亲戚们借的。”赵勇对记者说。到1999年赵勇读大学，学费已经要五六千元了，比较近的亲戚几乎都借光了，“你想想，农民的收入就这些，所以一个家庭大概能借到千把元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赵勇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为了让他们都能读书，赵勇的亲戚和他父母商量，帮忙贷到6万多元，把家搬到县城，在县城剧场旁边租了个小店，经营些杂货希望能由此赢利。“靠种田是根本没希望的，种田下去所有亲戚都要被拖下去。”赵勇母亲对记者说。现在这个小店扣掉租金和其他费用，一个月就600到800元左右的赢利，而赵勇的弟弟也在去年开始上大学了。

　　赵勇今年就要从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他告诉记者自己压力很大，“现在大学生工作非常难找，而且我背后是一个家族的期望，好多亲戚的钱都投到我身上了”。

　　或许整个村子就这样全都被教育卷进去了，“村里的人都是相互借钱，好几个家族的钱凑在一起才够一个大学生的花费。现在整个村里的钱几乎都通过借贷投到教育里去了，所以要是村里谁家的孩子大学毕业后找工作难，那拖累的可是一大片的人了。”赵勇的母亲对记者说。

　　不得不冒的险

　　只有老人和小孩，很难看到年轻人，“除非在路上”，“他们会突然蹿出来，把你捆住，抢掉你所有值钱的东西。”夜晚19点，肖国宾骑着载着记者，沿山路从龙场村到黔西县城，在路上对记者说。

　　一片苍灰的夜色中灯光偶尔照出人影，路过骑在牛背上的小孩，扛着工具回村的老人，还有背着一篓粪成群回家的5岁左右的小孩子。他们看着疾驶而过的摩托车有的喊声列队，像迎接视察一样整齐地排列在路两旁，还有的小孩子向摩托车扔石头。“有的孩子讨厌摩托车有的孩子喜欢摩托车，他们大部分是刚断奶就被在外打工的父母送回来，和爷爷奶奶守着这片田。还有的孩子幸运点，父母大点就把他接出去，要不就等到年纪够大了出去打工——都只能通过摩托车，这样的山路还是只能走摩托车。”

　　肖国宾说他很怕晚上开车，因为怕路旁冷不丁孩子扔出来的石头，更怕的是看到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是在外面打工不顺利回来的，因为家里都还要养父母和供读书的兄弟，往往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从这个村庄出去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考大学，一种是打工。已经教书20多年的农场中学的赵老师发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变化:1996年之后，村里出的大学生突然少了。按照他的理解，“主要是钱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根本借不到。小学进来是三个班180个人，到初中毕业参加中考就30多个人。”赵老师对记者说，“从1996年以后，往往家里一个打工供一个读书，到后来是整个家庭的其他孩子打工，供一个读书的。”让他觉得奇怪的是，考大学的人到了这几年似乎又多了，不过赵老师很担心这种趋势，他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走投无路的选择”。

　　赵老师的儿子也出外打工了，但是“打工这么多年，就刚好够养活自己，现在的打工环境很不好，中国的产业从粗放时期的扩张到近几年的整合和萎缩，开始排斥着低层次的劳动力，最近这几年几乎都不要工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许就更好理解为什么更多家庭选择教育这个出口了”。

　　即使知道家里应该借不到高中学费，甚至很难贷到;即使知道母亲长在嘴巴的瘤如果扩散有生命危险，现在最急迫的是挣到做这个手术需要的1万多元，将要读初三的殷婷还是决定，“我一定要考高中，也一定要考大学”。她对记者说这话时候，眼睛一直盯着站在记者旁边的母亲，她的母亲杨正慧头发像干枯的稻草，没穿鞋子——村民就冬天穿鞋子，其他时候“反正不穿没关系”，手里还在把孩子拣来的粪便捏成一团用来培植玉米。殷婷的头发也有将近一半是黄色，杨正慧告诉记者，这是她自己染的，她读书太拼命了，头发竟白了将近一半，还是去打工的邻居家里借到的染霜自己挑染的。

　　她家可能是整个村里种地最多的人家了——总共承包了20亩地，父亲是隔壁村的，家里人口多，几个兄弟分下来土地就几分，所以就到这个村承包。他们家从娘家承包了7亩半地，从村里别人家承包7亩半，甚至跑到4公里路远的绿化镇那边承包5亩。但即使这么多地还是不够养活他们——这也是殷婷觉得自己一定要读书的原因，她对记者说，在土地上不管多勤奋，似乎都很难过。

　　20多亩地显然超出他们的负荷，他们家总共有5个孩子，三男两女，老大老二都在外面打工。殷婷是老三，底下还有两个同时读小学6年级的弟弟殷羽和殷雄。在这个没有现代化器械的农村，他们家整整承担了超过普通家庭4倍左右的劳动强度。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殷婷不可能轻松，每天白天都没有时间，就晚上读书，每天都到深夜12点、1点才睡觉，早晨7点起床就开始不停歇地上课、下课回家帮忙，“你就可以知道我女儿为什么白头发了。”说这句话杨正慧又心酸地流泪。

　　这样的劳作，他们家大概一年能收获6000斤粮食，需要交纳2500斤当作租金，剩下扣去自己吃的，一个人一天吃一斤粮食，一年就要360斤，把那些剩下的卖掉，一年也就千把元。现在3个孩子，每个学费都是800元左右，“到了高中，学费和生活费下来，一年也要2000元，根本没办法”。

　　农村的收入渠道异常狭窄，除了种植，他们还希望能通过养殖增加收入。现在他们家养了20只鸭子、20对兔子、10只鸽子，“养鸭子一般需要三四个月，大概养一只扣掉饲料大概能挣4元。兔子是10元一对，和鸽子一样大概也就挣个三到四元，所以这些其实一年来总共能增加600元左右”。他们去年养过猪，“一头猪苗百多块，养三四个月大概200多斤，一斤3块3，总共能卖700多块，扣去饲料费用和买猪苗的钱，大概还剩100多块，但是去年猪价跌到2块8，扣去饲料费用还亏了，我们也就不敢养了。”

　　殷婷也想过要打工，她母亲拦住了。“他哥哥，也就是最大的那个孩子，读到初三考虑到家里根本供不起，就说要去打工挣学费，找人借了600多元让他当路费到广州，结果去了一年都没回来。春节时候来了个电话，一开口就哽咽，说他找到的工作没有超过500元的，这么久了，连路费都没赚够，更不要说学费。他说他挣不到钱就不回来了。”杨正慧还是忍不住哭了，“所以我们也不让她出去了，这几年出去的年轻人根本找不到好的打工，他二舅舅也说过，这几年打工不比以前，刚去的几乎都没有超过500块的，而且大部分厂都不要人了。”

　　事实上，殷婷一家在龙场村还不算最糟糕的，龙场村还有60多户家庭受到意外的冲击——自从村里的煤矿开采后，以煤矿为原点，每年污染开始扩张，目前已经有60多户人家的地寸草不生了，拿着每平方米5块钱的赔偿金，不知道怎么过。

　　接受采访的时候，殷婷像是为自己鼓劲一样，反复提到赵世琪家，“他们家现在就过得很好。”要送记者离开时候，殷婷突然问:“现在大学生能挣很多钱吗？听说很难找工作是吗？要是读完书找不到工作挣不了很多钱我们家怎么办？我觉得我好没用。”说完这些话，她满眶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