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与温州之争，并不是两千年前吴越之战的延续，但其对中国的影响，却未可小视。

　　苏州输出官员和模式，此地出产的省长们将苏州经验带到中国各地；而温州更多地输出商人和资本，正在中国及全球不停步地征伐。

　　谁给百姓带来了更多的财富？谁为中国提供更好的选择？

　　议论声中，“贫困”的苏州在外界质疑下转型，而“落伍”的温州正在政府强力下转身。

　　它们又将走向何处？

　　与主政官员接踵升迁相应，苏州模式似乎更得官方青睐。但学界与官方有着不同的视角，老板与老百姓也冷暖自知。

　　苏州和温州一直就是外界比较品评的对象。

　　80年代至今，苏南模式演变为苏州模式，温州模式也在应时而变，而两种路径的比较或者竞争，一直在延续。

　　而对此，官方与学界有着不同的视角，老板与老百姓也冷暖自知。

　　内与外

　　在目前的考核指标体系下，苏州较温州，在大多数指标上都有绝对的优势。在这一背景下，其主政官员的命运也颇不相同。

　　人称地级市苏州为“省长的摇篮”，其连续三位前任市委书记先后升任江苏、陕西、吉林等省省长。媒体评价说，他们被寄望于将苏州模式带向全国。而温州相应官员虽也多获升迁，但却未如这般显赫。还值得一提的是，自前任书记李强起，温州市委书记不再拥有从80年代一直担任的浙江省委常委之职。

　　仕途去向，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官方的认可程度，而前往苏州取经的全国官员更是络绎于途。但学界和民间并不完全以此来判断两座城市和两种模式的优劣成败。

　　新世纪以来，随着辖下昆山、张家港等地的飞速崛起，苏州模式表现出强劲的势头，其中政府的强力介入和招商引资是重要的发展动力。曾著有《苏南模式的终结》一书的学者焦新望将之形容为“飞来式经济”：上海门槛较高，很多外资无法直接落户上海，于是选择了昆山等地，正好接续了因苏南模式衰落而带来的增长空白。

　　但是，这种“飞来式经济”，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健认为，对一个地区来讲，很难避免空洞化的毛病，无法和当地的经济浑然一体，且很容易在成本攀升时随时迁移。

　　不过，“因为干部考核制度和‘任期制’的存在，苏州政府发现最快发展经济的捷径不是发动群众，培育民营企业，而是在短期内制定优惠政策快速吸引外资，实现数字上的发展。并且现存税收体制，主要是增值税，客观上是逼迫政府官员去追求GDP的。”这“使得经济快速增长难以转化为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焦新望说。

　　在这样的看法下，当王建满来到温州力倡引进外资时，受到的最大指责就是“政绩冲动”。

　　温州下辖瑞安市的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那会扭曲资源市场，从而造成不公平竞争。焦新望则对苏州模式评判说，这是“倾全市之力，结外资之欢心”，“民营经济在苏州政府主导经济的环境中遭到最彻底的排斥和最无情的扼杀。”

　　焦新望说，温州是典型的由民众自发产生民营经济而发展起来的，苏州则更多是政府主导形成的结果。“苏温模式比较，实际就是官民模式的比较，”“要是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站在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是可以做出优劣判断的。”

　　骨与肉

　　身兼经济学家身份的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对苏州的质疑即是：发展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老百姓的财富与福利？

　　焦新望向记者表示，苏州只是创造了经济增长的“神话”，真实的苏州的状况是：普通市民收入增长缓慢，土地资源减少，民族品牌逐渐淡出，“世界工厂”身份越来越强。

　　2006年，《财经文摘》编发了一组文章来反映苏州的状况，其中一个题目就是《贫穷的苏州》。“苏州的经济就是一个‘打工经济’，”焦新望总结说，“而温州，那是真正的‘老板经济’。”他对苏州经济的另一个称呼是“房东经济”，即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外商来发展。劳动者以打工为主，拿到的只是“辛苦钱”，苏州不仅拿不到“优势利润”，而且政府税收还得几免几减。

　　《财经文摘》引用一位在苏州的打工者的慨叹说，“GDP与我无关，GDP涨有什么用，也没见我的工资同步增长。”而媒体引用的数据称，苏州企业一般员工的年收入1.5万～1.8万元左右(这与其他地方并不会有太大差别)，但是，普通公职人员的年薪则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与GDP增长的同步，达到6万～8万元，两者的差距达到了4～5倍。

　　从历史到现在，焦新望说，“苏州不存在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但是却存在严重的干群二元结构。”而从历史上讲，苏州也历来就是强政府弱社会。

　　这一点与温州形成较为明显的对比。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向记者表示，温州历来是“藏富于民”。官方数据也显示，虽然温州GDP只是苏州的1/3，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是后者的1.2倍，农村居民的这项数字则相当于后者的80%。

　　“当前官方统计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肯定是偏低的，一方面温州95%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在报产值利润时天然地会就低不就高。另外一方面，温州本地人的收入很多并不从工作中来，而是从红利、股份中来，有的要素收入要远远大于其工资收入，而这是难以纳入统计的。”洪振宁说。

　　而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官员卢立称，目前苏州绝大多数城市人口仍是依靠工资收入。

　　关于温州藏富于民的特点，刚离任的市长刘奇曾有过列举：温州百姓每百户拥有汽车13.5辆、电脑64台、移动电话(含小灵通)185.8部、钢琴6架……

　　刘奇说，“这些生活消费品的拥有比例远高于全国许多城市，它反映了温州民众真实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但是，在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时候，那些不在温州境内由温州人创造的生产总值，是不在考评之列的。

　　不过，对苏州与温州各项指标的比较，无论怎样都会有挂一漏万之嫌。就像卢立指出的那样，苏州的城市建设要远远好于温州，民众受教育程度也要高出温州一截，贫富差距也较温州为小。

　　而这或许应归因于2004年苏州的财政收入是温州的2.3倍(虽然其人口比温州还少)，使得它开始有财力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使民众间接受益。而在温州，由于政府掌控的财力有限，一些路桥等基础设施甚而政府大楼，也需借民资之力。

　　在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看来，苏州GDP高但部分人群收入低，至多说明分配上存在问题，不能说苏州搞的是“房东经济”。至于“GDP增长不关我们的事”则纯粹是错觉，他反问道：“难道政府的收入不会通过公共福利和公共设施间接变成市民的消费？”

　　因此，赵晓说，“苏州的真相依然深藏雾中。”

　　争什么？

　　苏温之争在当前引人注目，一个重要的背景是：2004年，中国GDP跃居全球第六，外汇储备目前已位居全球第一。而中国外贸依存度，据中国社科院张宇燕研究员披露的数据，已经达到80%。

　　但是，这一系列数据的背后，是中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现实，是环境问题和一些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或者说，中国正面临着转变发展模式的问题。为此，中央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很多学者看来，这实际上是在校正中国的发展航向。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因为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品牌，有相当的利润都进入了国际资本的腰包。在初期，我们只能走这条道路，就是利用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中国不能老是走这条路，如果始终这样，再大的经济规模也是一个空壳。”

　　中国增长到底还有多大潜力，这种增长如何能转化为民众的现实利益而不是数字财富，这是理论界和决策者仍在探索的问题。

　　而苏州和温州，作为中国地域经济发展的两颗明星，或许给我们提供了探路的望远镜。苏温之争，在焦新望看来，涉及的是中国在下一步的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