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日召开的全国水资源工作会议透露出的情况让人震惊，我国的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瓶颈，一些地区不考虑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肆意发展，造成了当下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恶果。

　　水资源评价的最新成果表明，“十五”期间，我国农田受旱面积平均每年达到3.85亿亩，平均每年因旱减产粮食350亿公斤，农村还有3.2亿人饮水不安全，有400余座城市供水不足，较为严重缺水的有110座。在部分流域和地区，水污染已从江河支流向干流延伸、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陆域向海域发展、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东部向西部扩展。一些水生态恶化地区，河流断流、湖泊干涸、湿地萎缩、绿洲消失。与此同时，用水效率和效益之低，也让人咋舌。 水资源这种状况与管理不严，取水许可把关不严，审批水量随意性大，缺乏科学性有直接关系。目前我国水资源管理领域政府失效明显，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主体没有节约保护的内在动力，导致水资源短缺、水污染等主要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监管不到位，江河水资源开发利用权属不清，造成区域水资源开发的无序竞争。水资源保护缺乏责任和利益主体，生态与环境用水难以得到保证。水资源管理在地域上“城乡分割”、在职能上“部门分割”、在制度上“政出多门”的局面仍然存在。

　　“有水皆污”让人喟然而叹，但有如之奈何？想起近两年曾热议一时“绿色GDP”，本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经济发展方向，但因标准难以认定，“绿色GDP”在我国暂时鹿死胎中，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及的梦。

　　所谓绿色GDP就是指尝试将环境和生态等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一种新体系。它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绿色GDP的启动，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如何来衡量环境要素的价值？难点是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交易，不受市场供求规律的影响；其次是观念的难点。绿色GDP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之上。一旦实施绿色GDP，人们心中的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变了，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当然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因此会形成诸多阻力。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实施，不能过于迷信技术手段，一定要强调公众的参与。因人们既需要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公正和谐，又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众多国家就绿色GDP核算进行了多方位研究与摸索。挪威于1978年开始了资源环境的核算，建立了包括能源核算、鱼类存量核算、森林存量核算，以及空气排放、水排泄物、废旧物品再生利用、环境费用支出等项目的详尽统计制度，这些为绿色GDP核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2004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成立了绿色联合课题小组，“中国森林资源核算及纳入绿色GDP研究”正式启动。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本身就包含着经济增长，无论有多少困难，都应当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从衡量经济增长的GDP，到增加了资源环境因素的绿色GDP，是一个充满挑战与希望的事业，需一步一步地推进。

　　近日国家统计局下属部门近期推出一项新政策建议：“允许一些地区的GDP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以避免短期行为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国家统计局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建议称，对“十一五”规划中列出的国土空间四类功能区发展状况，应施以不同的政绩考核标准。

　　“允许一些地区GDP零增长或负增长”的政策建议，确实合乎国情，顺乎民意，尤其是体现了政府希望改变不科学发展观的一种主观努力，这种务实之举值得期待。但是否能实施得开，笔者还有许多疑问。

　　允许GDP负增长，官员们是否会认同呢？要知道，一些官员已经习惯于数字政绩，主要就表现为GDP的增长，对于这类官员来说，让GDP零增长、负增长，恐怕就等同于官帽子不保或原地踏步，这在官场上难有市场。

　　日前，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直言：“要让那些不重视污染防治工作的领导干部、没有完成年度任务的领导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让那些漠视环境法律法规的领导干部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番话果能付诸实践，则水资源幸甚，环境保护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