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亚洲女性论坛于5月22、23日在香港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面对烟雨朦胧的维多利亚港湾，100多位亚洲女性代表和学者专家热烈探讨“文化传承、女性智慧与幸福感受”。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亚洲女性发展协会、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国际妇女会联合主办，北京澳艺德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公司承办，中国全国妇联副主席刘晓连出席。

　　女性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100年前梁启超先生就提出：“女性开放则社会开放，女性独立则社会独立，女性自由则社会自由，女性强于欧洲则国强于欧洲，女性盛于世界则国盛于世界。”女人曾是男人身上“一根肋骨”，今天，“肋骨”长成了什么样？聚焦女性话题，引发思想撞击，场内交锋正是现实矛盾的缩影。

　　1年度调查国人八成以上感觉幸福

　　北大妇女研究中心连续3年进行专项调查，于论坛期间发布报告。今年向“中国人生活质量与主观幸福感调查报告”提供有效答卷的4175人，八成以上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评价在中等以上。86.3%的答题者感觉自己幸福，其中比较幸福和一般幸福者占76.5%，非常幸福者9.8%；11.1%答题者感觉不太幸福，2.5%感觉很不幸福。

　　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国英说：“幸福感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评价，既以物质条件为基础，又与主观评价相关联，也与社会发展状况和价值观念相协调。调查发现，个体的幸福评价与个人生活质量之间存在正比关系；但心理状态、婚恋关系质量、人际关系、身体状况等后天因素，对人们的幸福感影响程度很大。在某种程度上说，幸福感可通过主观努力去改善。”

　　调查还发现，把“儿女有出息”“物质生活条件好”作为幸福感选项的人较少。男性答题者对收入比例、人际关系满意度及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价都高于女性，对婚恋关系比较满意的男性占男性答题者的66.7%，而女性对此满意者为55.4%。教育程度提高，婚恋感情更加亲密，对婚恋关系的评价也更高。

　　连续3年主持调查课题的魏国英教授说：“总体上中国人的幸福感水平在提高。”

　　2女性画像“一手拿锅铲，一手拿麦克风”

　　中国有6亿多妇女，占亚洲女性的1/3。经济发展的差距，社会文化形态的多样，使不同地区的女性在生活观念和表现形态上有很多差异。台湾妇女菁英联盟理事长黄喜惠说：“大陆称女性是‘半边天’，台湾只说‘小女人’。现代服务业的崛起，给‘小女人’提供了就业和创业的空间。台湾女性就业率连续10年以2.3%的速率增长，高出男性增长速率的0.99%。2004年，台湾女性就业率已达到47.61%。不少女性在网络上创业，还有不少人高龄创业，都有不少成功的范例。”

　　黄喜惠说，台湾女性就业和收入的提高对消费市场也产生了影响，以前置业只是男性的权利，而现在出现了以千万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250万)购房的女性业主，平均置业年龄也降至40岁以下。2003年，大学生女性比例已达51%。“时代在改变，女性在抬头”，黄喜惠以“一手拿锅铲，一手拿麦克风”，来概括台湾“小女人”的新形象。

　　香港立法会议员、环境事务发言人蔡素玉快言快语，展现另一种强者丰采，她说：“香港女性公务员为33.6%，处长以上高官中女性也有30%，给人造成女高官多的印象，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觉。立法会议员60人中女性11位，行政会议14人中女性只有2名，并没有达到‘很多’的地步。香港政府部门从不为女性专设比例，男女在同等位置上竞争，我们必须敢说敢做，非常明快与强悍，具备相当的知名度，才能在男性社会中胜出。所以人们会把女议员和女高官形容为‘那几个恶女人’。但在实际工作中，女性公务员和高官的表现还真是不错。”蔡素玉曾私下与两位男性同行讨论，“他们推崇的好官员也以女性居多”。

　　蔡素玉还披露了一段香港女性成长的艰难历程，从前香港女生考大学分数是单列的，录取分数线高出男生很多。几经斗争，平等机会委员会控告到法院，最终判定取消了性别分数线。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曾宪博先生说，如今浸会大学学生的男女比例已为4：6，6名校长中有2位女性，“香港很多女性领袖都是从我们学校出来的。”

　　在对各地66位顶尖女性领导人进行访谈之后，香港中文大学张妙清教授发现，在事业原动力、个人素质及工作压力等方面，各地女性差别并不大。但作为母亲角色便显出了差异，“香港女性重视孩子的学业成绩，但对他们的事业发展无明确要求，只希望孩子‘做个好人’。她们非常重视与孩子共进晚餐，即使饭后还需回公司工作或应酬。大陆女性对孩子的学业非常重视，但却能接受子女不在家中长大的现实。相反，很多美国成功女性为自己无需将子女交给托儿所而自豪，她们亲临学校运动会，驾车接送子女上学，期待把孩子培养成‘明白事理的人’，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在繁忙的工作中，她们会安排一条专线，方便接听孩子和家人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