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4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室。4位博士生正在进行论文答辩。一群学生坐在下面旁听。

　　评委之中有一位穿着粉色衬衫的金发老外，他是哲学系外籍教授丹尼尔·贝尔。这一天，4位博士都顺利通过了答辩。“我没有为难他们，但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丹尼尔·贝尔说。

　　那是1991年，在牛津大学。“整个答辩只有我和两位评审在场，其中一位评审还是我的老乡。我满以为他不会为难我，可是他对我没采用论文常规格式、而是采用对话体。我没通过答辩。后来半年，我一直在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可我坚持用对话体。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也是对话体么！”

　　“那是我一生中很沮丧的时候。”他用中指推了一下镶边眼镜，耸一下肩膀表达无奈。半年后，他的论文获得通过。他当时并不知道，牛津大学出版社早就看上了他的博士论文，并打算出版。而这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奠定了他在西方的学术地位。

　　“你是不是疯了？”

　　当丹尼尔·贝尔最初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讲授政治学时，他的西方同行个个惊诧得目瞪口呆：“你是不是疯了？”当时，这位加拿大籍政治学教授正在香港任教。同行们都清楚，香港不仅学术环境宽松，且收入丰厚。

　　“我当然明白他们的担心，”丹尼尔事后说，“不受干扰的自由讨论，对研究这个行当非常重要。但我更明白，来北京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

　　丹尼尔·贝尔并非“中国盲”。早在英国读书时，他便与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宋冰组成了跨国家庭。夫人特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贝淡宁。这个音译名字的背后，蕴涵着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哲学，恰恰是丹尼尔·贝尔的兴趣所在。

　　“其实，包括我的中国亲戚，当时也不赞成我来北京。”贝淡宁坦率透露。可相比香港学生，北京学生曾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此前，他多次受邀到北京讲座，北京学生的好奇让他感到“很兴奋”，“而在香港，师生之间更多是维持着一种客气和冷淡”。

　　不过，他也承认，清华大学令他神往的另一原因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很多中国的领导人毕业于清华大学”。

　　就这样，贝淡宁力排众议，2004年成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访问教授，次年，转为正式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万俊人谈起贝淡宁，“他和其他中国教授没什么区别”。据万俊人介绍，在全国重点高校哲学系中长时期正式聘请外籍教授，清华是最早的。

　　贝淡宁也非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事实上，在到北京之前，他已做好了“忍受政治上限制”的准备。不过这更多源自他的“新加坡经验”。

　　结婚之后，贝淡宁曾和夫人讨论去哪里发展事业。“我们分别来自东西方，很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兼容东西文化的地方。当时认为最佳选择无疑是新加坡或中国香港。”

　　贝淡宁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上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是哲学研究的一次重要思潮。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来自亚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频频对西方式的民主和政治自由提出批评。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亚洲人“几乎毫不怀疑一个有着将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社群主义价值观的社会，要比美国的个人主义更适合他们”。这样的观点再辅之以东亚、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确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自然也吸引着贝淡宁。“我那时认为，新加坡是我学术研究的最佳地方。但真正到了新加坡之后，发现并非如此”。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时，那里的系主任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党员。在他被替换掉之后，新主任要看我的阅读书目，并告诉我应该多讲一点社群主义，少讲一点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记者注)。当我在谈论政治上敏感的内容比如马克思的思想时，课堂上就会来一些特别的人。当我引用本国的政治来说明观点时，学生们就保持沉默。因此，我的合同期满后没再续聘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贝淡宁称，这种情况在他北京的教学生涯中从未出现过。“清华大学并没有明确指示我应该讲些什么。我提出了一个授课提纲，很快就获得了院方的许可。我给研究生开设‘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问题’和‘战争伦理’课程，学生的课堂发言很精彩，同事们也很友好。我可以和他们讨论任何事情。”

　　虽然还不能用中文写作专业论文，但贝淡宁已对中国的学术刊物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学术刊物的自由度让人吃惊。刊物虽然没有对领导人的个人攻击，但对具体的政策，比如对限制国内人口流动的户口登记制度就有很严厉的批评”。

　　“这会不会是个陷阱呢？”

　　刚来中国时，贝淡宁对中国的一切事务充满好奇，但又顾虑重重。“作为一个初来乍到者，我不知道边界在哪里。”他说。

　　有一天，一个学生邀请他参加清华的一个沙龙，话题是民主。“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呢？我马上和几个信得过的朋友、包括我太太讨论，他们也劝我离这种活动远点。我于是拒绝了。”说到这里，贝淡宁露出释然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这只不过是学生之间正常的学术讨论，是我多虑了。”

　　去年，贝淡宁应邀到北京大学讲课。第一次授课结束后，有个学生用英语自我介绍，称自己是中央党校的学生，问是否可以来旁听。贝淡宁在欢迎之余，也留下一脑门子问号。在第二次授课时，他特别留心观察这个学生的面部表情，揣测他来听课的目的。

　　“我问朋友，共产党会派间谍到我的课堂上来吗？这个学生为什么要告诉我他来自中央党校？他有什么特殊目的吗？我的朋友听后哈哈大笑。他告诉我，外校许多学生到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旁听是非常正常的事，纯粹是学术上的兴趣。他笑话我别总是疑神疑鬼。”

　　后来，贝淡宁和那位中央党校的学生混熟了。那位学生亲口告诉他，自己来北大听讲，“只是想听一些外教课程，锻炼锻炼外语而已”。

　　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后，贝淡宁接受一家中国报纸的采访，谈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问题。文章见报后，记者打来电话向他致歉：因为他批评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意见发表了，而他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惩罚性远征在功能上和现代人道主义干涉相似的观点则没能刊登——《孟子·公孙丑下》里记载了燕国“虐其民”，孟子赞成同为诸侯国的齐国去讨伐燕国，发现齐国并不善待燕国的人民后，孟子又说他赞成伐燕，却没有说明该由谁来伐燕。贝淡宁的理解是，孟子支持由一个有道德的“天子”来发动战争，这和“正义战争”要区分士兵、平民，以及尊重当地人生命和意愿的原则是类似的，即战前要有“善”的动机。

　　“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真让我吃惊。”贝淡宁说，“如果在新加坡，很难想象一个亲政府的《海峡时报》编辑会向文章观点被删掉的作者道歉。”

　　几个月前，贝淡宁为英文杂志《Dissent》撰写了一篇文章，谈他在中国生活和教书的趣事。不知谁翻译了这篇文章并公布在网上。其中一段解释他来清华教书的动机，是因为“清华培养的都是中国的政治精英，我可能通过教这些精英而带来变化”。一见面，贝淡宁就急着向记者申辩，翻译曲解了他的原意，“这会显得我很傲慢”。

　　战争课上的课堂“战争”

　　去年，贝淡宁在清华开设“战争伦理”课程，教材是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虽然他一直提倡轻松讨论的方式，但辩论开始后，课堂上偶尔还是会弥漫出火药的味道。一旦涉及到当今世界的真实案例，这种碰撞会更加激烈，尤其是涉及到道德评价的时候。

　　“讨论人道主义干预时，我问学生，如果自家的邻居间发生屠杀，比如父亲杀害了儿子，你们是否要干预？多数学生同意应该干预。我又问，如果在别的国家发生屠杀，这在道德上有什么区别呢？但马上有学生会提出主权问题。”

　　事实上，每当学生或中国朋友追问贝淡宁一些敏感的话题时，大多时候他会主动回避：“我来中国是研究中国哲学、讲授西方政治哲学的，而非现实中的政治斗争。”

　　但他还是感谢学生们在课堂上的精彩发言。课前，贝淡宁会给全班学生发电子邮件，布置下一个要讨论的话题，并要求把辩论分成两部分，所有的学生必须要在中途改变立场，“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请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进行学术讨论，目标是学习和批评性的评价观点，而不是要为某个政治立场辩护。”

　　有些学生会因听不到贝淡宁本人的观点而失望。但学生刘文嘉却说自己并不觉得失望，因为那些问题“离课堂很远，和学术无关”。

　　也有学生习惯在课后给贝淡宁发邮件，对课堂内容发表不同的观点。贝淡宁把这解释为中国学生的“含蓄”。“他们或许认为，在课堂上发表不同见解，是对老师不尊重。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我其实很喜欢中国学生，他们好奇，也很聪明，有的意见对我很有启发。一个叫张容南的学生，和我讨论关于女权主义的问题，我觉得她批评得很对。”

　　“他的课总是从放映PPT(用投影播放课件)开始。他只在讲台上大约讲20分钟，然后就再不上讲台。他会坐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辩论。”学生们评价贝淡宁的课更像一个小型读书会。他经常申请把课放到周六，因为“周六会议室闲着，贝尔老师觉得大家坐在圆桌边，关系更平等，教学效果也更好。我们可以随时发表意见，甚至打断他的话。而在其他中国教授的课上，我们不敢随意打断教授的话”。

　　6月3日刚刚通过硕士论文答辩的哲学系学生李万全说，他即将去新加坡攻读博士，方向是社群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比较。他承认是因为“受贝尔老师的影响”。

　　在贝淡宁的课上，还有来自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学生。“遇到讨论文化多元主义时，我们会请韩国同学发言，遇到讨论民主进程，台湾同学也会谈谈台湾的状况。但是我们都很有分寸，不会在课堂上讨论过于敏感的话题。”一位同学介绍。

　　每个学期的课程结束后，贝淡宁都要邀请学生们去他家做客，还欢迎他们带上自己的恋人。“贝老师的家人给我们做中餐，但却是西餐的自助形式，大家端着盘子边吃边聊，气氛很融洽。我们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对他们跨国婚姻的好奇。”一个学生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