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安溪，仅县城就有约200家通讯器材店。如果加上乡镇的，估计超过500家。沿着一位通讯器材店老板的指点，在一个安溪最普通的街口，本报记者就发现6家通讯器材店。而这个县城，城镇人口不过20万。
重症猛药 全民战争
从2003年起，安溪打击虚假信息诈骗的行动就没有停息——县公安局的重案中队，不是重点针对杀人、抢劫等恶性犯罪，而是专职负责打击诈骗；县里的看守所——约能容纳600多人——诈骗者一度占据了1／3强。
“重症需要下猛药。”县政府一位官员说。
第一剂是：“手机实名制”和“银行账号实名制”。即本地购买手机号码、银行开户，必须出示身份证明和个人资料。但诈骗者很快从外地购卡，这一招被消解于无形。
第二剂是：通讯部门对本地手机号码(外地手机号码无法监控到)“群发”的信息数量进行监控。本来利用“土炮”每小时可以发送7000多条短信，但监控后，同一手机号码一小时发送的信息数量超过规定的60条，该手机卡就马上被报废。
这一招成绩斐然——安溪县公安局副局长曾对外公布，2004年以来，在通讯部门的配合下，该县报废了9000多张可疑手机卡。但很快又有人提出疑义：普通用户若是正常用途，完全也有可能超出60条，如此限制涉嫌滥用职权，这让通信部门颇为头疼。
最近的手段，便是关闭全县银行柜员机，强制诈骗者必须出具身份证明才能取到赃款，而这无疑可以使警方多了一道查处的可能。但第三剂猛药也引起坊间的埋怨，尤其是外地赴安溪做生意的人，倍觉不便，终究捅到了媒体上，被指责为“新时期政府惰政的新样本”。6月初，柜员机被迫重新开放。
此间，一种最为原始的人海战术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地毯式排查，一个角落不丢，一个人不落。”长坑乡党委书记刘金进解释说。长坑乡一官员告诉本报记者，“摸底排查花费了乡里50%的工作精力。”
在长坑乡办公室，被排查的村民资料档案超过2米。一份份盖着章、签着名的责任状张贴在墙，将打击任务分解到量，责任到人，并对打击不力、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实行领导人一票否决制，列入一把手政绩考核指标。
县督察组干部、乡干部、村干部、警察、党员，还包括德高望重的老人，“能动员的力量全部动员起来，逐家入户排查，每个人的收入状况、个人资料、居住地、打工地、单位，悉数登记在案，一一存档。”刘金进说，“发现可疑情况，立即处理。”
乡派出所勾勒出了一张可疑者的“特征图”，包括：有案底负案在逃的，有犯罪前科的，经济来源可疑的，群众反映行动诡异的；还有家中充电器、通讯工具较多的；以及其他情形——包括突然外出、取款巨大的等等。
每逢节假日，派出所民警则有意识地在各村落的入口处设卡，对可疑分子进行盘查询问，配合突然的家庭搜查；或是在村落重要地点，便衣巡逻，尤其注意携带通讯工具的形迹可疑者；或是在乡镇的网吧、银行、邮局等固定地点埋伏守候，寻找可疑对象。“所谓游击战和阵地战相结合。”刘书记说。
“这些虽然增加了诈骗者的的犯罪成本，”县刑侦大队重案中队林副队长说，“但不能治本，而且会逼迫他们转移。”
安溪警方期待的是，“全国推广手机卡号实名制和银行账号信息的实名制，像某些国家一样，建立公民的相关信息诚信档案，任何蛛丝马迹都可顺藤摸瓜。”而长坑乡正试图建立村民诚信档案，算是中国诚信制度缺失中的微薄努力。
还安溪人堂堂正正的形象
出厦门一个半小时车程，即可达到安溪地界。公路两侧，随时可见“中国茶都”的广告牌——这是铁观音的故乡，闻名遐迩。
无辜的安溪百姓承担了少数诈骗者给全县人带来的信用代价。在县城丰泽商城做茶叶生意的陈先生说，为了不招致生意伙伴的疑虑，他尽量隐瞒自己的籍贯，甚至试图做个异地的假身份证。
在2006年的一次全县干部大会上，安溪县委书记尤猛军，曾愤懑地读了一封自己收到的信。一位北京的老教授痛述：就因为自己“暴露”了籍贯是安溪，差点被老朋友抛弃。县委书记几乎声嘶力竭地喊，“还我们安溪人堂堂正正、高大的形象！”
“已经不是单纯的治安问题，而是关系一方稳定的政治问题了。”县政府一位领导坦言，“压力之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004年之后的一年内，安溪县公安局接待了全国各地警方600多次专案组的来访，县公安局一位领导苦笑说，“就差成立专门的诈骗犯罪打击接待办公室了。”自2003年开始，安溪县成了公安部的重点关注对象。各种级别的督察组踏破门槛。
因为诈骗泛滥，安溪县还创造着另一段记录：两年内新华社、央视《焦点访谈》、《经济半小时》、《今日说法》、《法治在线》等节目曝光，全国县城几乎无出其右。诈骗信息甚至发到了中央领导手机上。
一个问题也因此被无数次思考——为什么会是安溪？
当地人会首先提到聪明才智，安溪人被誉为“泉州的犹太人”。再一，就是穷则思变的逻辑。
作为诈骗“重灾区”的长坑，地处山区，交通闭塞，人均只有几分耕地，正常劳作连口粮都种不出来。而魁斗因为地势较低，茶叶这个当地赖以致富的作物无法生根。在兄弟乡镇竞相以茶叶、石材或是藤铁资源安身立命时，这两个乡镇显得落寞，以至当地楹联学会会长写作《安溪赋》时，只能将它们漏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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