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树森离粤赴贵，孟建柱、陈德铭、王珉、于幼军从发达地区到后发达地区任职，背后是干部交流的逐渐成熟

　　

　　他们从沿海调任欠发达地区，这一官员交流举措被认为是一种政策安排。(依次为：林树森、陈德铭、孟建柱、王珉、于幼军)资料图片

　　2006年6月28日晚上，“七一”建军节前的两天，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离开炎热的广州，飞抵凉爽的贵阳。

　　第二天上午，天还下着雨，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林书记就参观了贵阳市金阳新区，下午，他又到省政府办公厅跟各处室工作人员见面。

　　近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高层加大了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调任官员的力度，这些东部发达地区的官员表现如何？是否能将沿海发达地区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带入当地？是否会水土不服？

　　来自沿海的新领导

　　对林树森来说，贵州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早在2004年的时候，林就曾经跟随广东党政代表团来过贵阳，当时考察的地点就包括了贵阳市金阳新区。

　　林树森要来任职的消息在6月29日为人所知。几天内，各个厅局和办公厅的官员们已经开始在网上检索新领导的经历。

　　“首先觉得他懂城市建设，对广州房地产市场的控制就很稳当，”这些印象都主要来自于今年4月林树森接受新华社采访的稿件。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秘书还在广州经贸网上读到了林树森一篇工业经济的讲话稿，“口气不像秘书写的”。

　　如果从1990年代算起来，林树森是第一个从东部发达地区来的省级领导。

　　此前，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几乎全部来自省外，其中，一半多来自中央部委，另外的人多来自中部省份。

　　“贵州一直想在开放课题上突破。”省政府办公厅一位官员坦言，他们对来自发达地区的林树森有很高期待。

　　“改革开放这二十年，广东都是排头兵，我们相信，他能给我们带来新思维。”

　　统筹区域间协调发展

　　从沿海开放城市到中西部省份任职，林树森不是第一个。一年前，中部省份山西迎来了来自发达地区任过职的省长———于幼军，此前他曾是深圳市长、湖南省常务副省长。

　　2001年，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孟建柱调任江西省委书记。当时，也曾引发舆论热评。苏州官员升迁现象中被屡屡提及的两任市委书记陈德铭、王珉，前者于2004年升任陕西省长(现任职发改委)，后者则于2005年到吉林执掌省府帅印。

　　从沿海发达地区到中西部、东北等后发达省份任一把手，已成为近几年地方人事变动的一条明线。据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的观察，这条明线背后是高层意图。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央头疼的问题。”在叶笃初看来，在干部尤其是省级党政一把手的任免上，实现地区间的流动互通，目的在于缩小地区间在观念和意识上的差距，进而缩小经济发展差距。

　　从孟建柱、陈德铭到于幼军，一定程度上都在后任地区复制或移植发达地区的经验，他们本身就是地区间沟通的桥梁。

　　发达地区官员执政后发达地区的例子密集地进入公众视野，“这本身也反映了干部任用中的制度要素正在成熟。”叶笃初分析，“程序和信息都比以往公开透明。”

　　据叶笃初介绍，发达地区和后发达地区干部的交替轮换，不仅仅局限在省级党政机关，市一级也有同样的动向。

　　“我去湖北调研时发现，相对落后的恩施市的党政领导都曾在省内较发达的城市任过职。其他省也有类似情况。”

　　叶笃初认为，这是中央统筹城乡、区域间均衡发展的举措，而且将成为一种常态。

　　“年轻、有为、实干”

　　主政江西百日之际，孟建柱便带领江西党政代表团到上海“取经”。江西省政府调研处处长陈石俊曾表示，上海之行让江西官员大开眼界，“去上海之前，我们这里的市县领导不知道经营土地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上海市普陀区在城市改造过程中，40%的财政来自于土地，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从上海回来，代表团还带来了两件“礼物”：两地政府共同签署的《上海市江西省加强全面合作协议》和10亿美元的引资合同。

　　上任不久，孟建柱还被媒体称为最爱“走”的省长。到江西最初的3个月里，江西99个县市区，孟建柱大多已去过。

　　此外，从2001年5月到2002年8月，不到15个月的时间，孟建柱还带领江西党政代表团先后走访广东、上海、江苏、湖南、湖北、浙江、福建7省市，让江西官员大开眼界。

　　王珉在苏州工作时与商界有良好人脉，到吉林工作后，大批客商也跟随而来。一位熟悉他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王省长白天太忙，但许多沿海的企业家都组团来访，专门要见他，怎么办呢？王珉便利用早晚时间接见他们，在饭桌上劝他们投资吉林。”

　　在向吉林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王珉提出将构筑南资北调通道，表示要通过优惠政策、优质服务和优良环境，促进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产业和资本向吉林转移。

　　吉林省政府调查研究室科教社会处处长弓龙植认为，这很明显地体现出吉林省吸引投资方式的转变，而此前，吉林更多倾向于争取国家投资和银行贷款，“现在就转移到直接融资”。

　　王珉还一次次让身边的干部见识了他的“快”。

　　吉林省农委为搞农业产业化，向有关部门多次申请财政支持，一直没落实。农委主任王守臣说，“第一次向王省长汇报，他听完后说，你们拿出意见来。第二次汇报，他马上拍板，5000万财政补贴下来了。”

　　“王省长布置工作不说为什么，只说咋办。”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郎毅怀说。

　　吉林省经济协作办公室一位副处长感叹：“我们干部的速度跟不上王省长的速度。”

　　陈德铭在陕西任内，也在努力将“苏州经验”移植到陕西。

　　在山西，于幼军在民间有“招财省长”的口碑，上任伊始就提出设想：“要把广东、深圳和湖南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工作体会和好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方式方法与山西的实际结合起来，推动山西的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

　　在外界眼里，于幼军是哲学博士，当过宣传部长，搞过社会科学研究，给外界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但在山西主政虽时间不长，于幼军推动工作的果断亦已给人留下印象。

　　“非法煤矿的存在，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治乱须用重典，必须坚决割除！”之后不到4个月内，山西4000多个非法煤矿被依法关闭。

　　“行政审批大厅不能‘只挂号不看病’，也不要变成‘收发室’！”于幼军在7月3日召开的“山西省政府系统干部大会”上说。他批评山西省一些地方政府的政务大厅只注重形式，没有从制度上深化行政审批改革，没有真正起到“一窗式服务、一站式审批”的作用。

　　“这些官员多数年轻有为、实干，有不错的个人魅力。”叶笃初说。

　　“京官”的优势

　　因为年龄原因，贵州原省长石秀诗的离职已众人皆知，现赴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石秀诗任职贵州之前，曾任国务院协调经济口的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在贵州几年的工作也受到当地好评。

　　2006年贵州两会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总结说，不仅GDP年均增速达到了10.2%的国内平均速度，更重要的是经济质量也显著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4%。因此，一个共识是，“十五”期间，是贵州历史上经济总量增长最快的时期。

　　贵州近5年完成的38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是“九五”时期的2.5倍。其中水电产业在5年内成为贵州第一支柱产业。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官员分析，“他很懂经济，各个部委的领导也很尊重他，这对拿下项目有很大优势。”

　　有一个事例似乎很能说明原省长与中央经济决策层的紧密关系。中央起草十一五规划建议，参与起草的地方官员在全国只有两位，而石秀诗就是其中之一。

　　地方媒体对此也感受颇深，在有一年的全国两会上，因为石省长的沟通，《贵州日报》竟然顺利专访到了交通部长黄镇东，这是该报历史上的第一次专访部委领导。

　　石秀诗带来的另一个产品则是整套办公流程和议事规则的更新。石秀诗到贵州后，就让文书处到国务院办公厅去学习，并出台了厚厚的《省政府工作规则》。

　　“文件到哪个层次如何会签都很清楚，领导看了文件就会盖个章，写个文号在上面，等到各部门达成一致意见了，才会上省长办公会，一般都能形成决议。”办公厅官员说，现在听说有的地方，一个副省长签字就划出几千亩土地，感觉不可思议。

　　“他的家眷没有过来，五年半，他就住在省政府的招待所里面，有时候晚饭过后能碰见他出来散步，”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官员说，“除了下乡的时候知道他口味清淡，不吃辣椒，吃肉少以外，省长好像就静悄悄地工作，什么故事都没有。”

　　这对于贵州来说或许是好事。在他赴任贵州的前10年，贵州官场已经有太多波澜。

　　1993年7月，原省委书记刘正威因妻子违法行为被免职；2003年，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因腐败而落马，先后牵扯出的还有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和副省长刘长贵等一大批要员。

　　和同样谨慎稳重的省委书记钱运录搭班子，这届班子平稳地走出了前任官员腐败而留下的阴影。

　　近年来，干部的交叉调整，力度都很大。有分析认为，这样的调整有利于避免地方官员本地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今后的政策效果还需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