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封李涛为“台湾的拉里金”，李涛在节目中的手势、表情、眼神、衬衫、吊带、领带、发型、主持的语气、姿势、技巧，以及权威性、社会认同度、收视率，甚至演播厅的本布置，都与“拉里金的西雅图夜景”似曾相识。但据说，李涛主持脱口秀节目比拉里金还早4年，这只是表面现象，关键是李涛开创出台湾谈话性新闻节目的新模式。

　　李涛当初注重的是“表面的中立”。在节目中，李涛将台湾各党派不同立场的人拉到演播室同台发言，就一个议题各自表述。这在当初确实既触碰了敏感话题，又满足了不同政治倾向观众的需求。在这样的安排下，执政党往往失去神秘感，还不断受到其他政党人士的诘问，明显处于不利地位。《2100全民开讲》对于促进台湾政党轮替，可谓卓具贡献。

　　但这种齐头式的平等，逐渐变成各说各话，其实很难讨论出任何结论，最后往往流于口水，于事无补。特别是当大家已熟悉谈话嘉宾每个人的背景和立场后，不待其开口便可预知他会说什么时，观众更会觉得无趣。对此情况，李涛说，他内心是很厌恶的，“尤其最近几年，每次现场主持的时候，发现彼此都在讲废话、文不对题。对于事情的真相，反而没有人敢点出，问题在于若将真相提出，不管点到哪个方向，政治上的帽子就扣了上来。”李涛说：“在蓝绿对立的魔咒下，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去谈真正的问题，去摆脱束缚。”

　　针对这种情况，台湾资深媒体人《新新闻》杂志董事长周天瑞曾经批评李涛词不达意。他说：“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把李涛当成一个半调子的主持人及不怎么地道的新闻人。作为广电节目主持人，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话’，也就是广电界俗称的口条。李涛的口条极差，往往说上一大串，都构不成几个完整的句子。”

　　李涛后来对此的辩解是他被“假议题”害了，为了兼顾平衡他往往心烦意乱，逻辑不清，因此他要挣脱“假均衡”的束缚。从去年5月份开始李涛的《2100全民开讲》节目如脱胎换骨般不再搞“假平衡、真胡闹”，从针对台湾各级政府的挥霍公帑开始，走上了揭发弊情之路。《2100全民开讲》成了“2100全民追追追”！周天瑞后来称赞李涛“口条变顺了，正义之气出来了，新闻人的味道也有了，收视率当然飙高。”

　　当然，也有人怀疑李涛让“表面的中立”转变为“表态的中立”，主持人及议题已经明显向特定的阵营、在野的政党倾斜，完全没有色彩模糊地带。对此，李涛认为“媒体不当永远的在野者，需要媒体干吗？”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后，那些原来在野曾受惠于TVBS言论自由的政治人物当权后，反而视媒体人物为眼中钉，陈水扁曾把李涛和李艳秋(TVBS《新闻夜总会》主持人)夫妇、陈文茜、赵少康、李敖等经常批评绿营执政的名嘴列为“媒体五大寇”，显见对李涛等人的不满，但这也足以证明李涛、TVBS一向“坚持在野”的立场，他们总是主动抛出议题，持续追踪，给执政者造成更大的压力。

　　公民的力量V.S.权力的傲慢

　　李涛《2100全民开讲》谈话模式的转变，其实是受到收视率的鼓舞，高收视率也意味着台湾民众对这种新闻谈话性节目演变的肯定。

　　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后，蓝绿对立的气氛笼罩台湾上空。廉价、炒作对立的谈话性节目，在各自立场观众的支撑下，各有一片天，更创造出一堆“资深媒体人”把持谈话性节目的现象，陈文茜、赵少康、杨宪宏、周玉寇在各拥有一片天之下，谈话性节目成了蓝绿的各自壁垒，节目话题更是立场鲜明，谈话性节目失去了交流与沟通的功能。

　　到了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前，谈话性节目则更变成了蓝绿滩头战场，大家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在泛蓝的方面，陈文茜在主持《文茜小妹大》的同时，跻身连、宋选举阵营文宣指导者的地位；在泛绿方面，汪笨湖异军突起的《台湾心声》更是一嘴吃下南台湾。这时所有的台湾新闻谈话性节目，都是在比辣、比毒舌，谈话节目公民论坛的意义、是非对错的分辨，已被斗鸡式的舞台即兴剧取代了。

　　在蓝绿夹杀中，批判声浪也在社会兴起。出于对台湾社会充满对立的无奈，台湾一些电视媒体干脆把新闻谈话性节目综艺化，中天电视台相继推出了《2100全民乱讲》和《全民大闷锅》节目，他们用政治模仿秀的方式对政治人物尽情开涮，间接表达了台湾民众心中对丑陋政治的无言抗议。

　　与此同时，随着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后激情的迅速褪色，台湾许多新闻谈话性节目无疾而终，一些顽强生存的谈话性节目能有0.3%的收视率就算不错了。2004年底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选举投票前一周，李涛尝试性在《2100全民开讲》中提出“中道在哪里？”的议题，意外地获得强烈回响，李涛决心摆脱“对立的魔咒”，要以民生议题来打开谈话节目的新空间。

　　2005年春节过后，TVBS在台湾首开先例，在电视台组织架构中，增设了“评论员”角色。李涛说他想扬弃过去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和台联党政客排排坐的模式，而是由专业评论者来主讲。目前TVBS已有多位出身平面媒体的资深媒体人：胡忠信、范立达、张启楷、董智森以及张友骅、陈凤馨，而经济学者出身的民意代表邱毅的加入，则使《2100全民开讲》在谈论民生话题特别是在揭弊战中如虎添翼。

　　被称为“爆料天王”的邱毅是高雄市选出的民意代表，他毕业于台大，是台湾大学经济学博士。步入政坛后，邱毅曾任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宋楚瑜、张昭雄竞选总部的发言人，以及2004年连战、宋楚瑜竞选总部副主任委员。

　　“3·19枪击事件”的发生，让连、宋落选，引起泛蓝群众的激愤。为抗议选举不公，2004年3月27日，邱毅率众冲撞高雄地方法院而惹上官司，一审被判有罪，令邱毅大为不满，他决心讨回公道，于是决意借助TVBS等媒体平台，与陈水扁执政当局对阵。

　　由于没有公权力、没有侦察权和调查权，媒体揭弊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所幸的是，尽管内耗不断，但经过千回百转，台湾逐步进入了公民社会，一个在剧烈竞争中要揭开事实真相的媒体生态渐趋成熟了，同时，长期以来被行政权力阉割的司法系统，也开始“雄”起来了，普通老百姓是非对错的态度也逐渐明确起来了。

　　邱毅把这一切归结为他“命很好”，他说每次在紧要关头，都会有“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常会有一些意外的证人突然从黑暗中浮起”。把陈水扁女婿赵建铭送进大牢的“台开案”的揭发过程就颇为传奇。

　　5月11日引爆的台开案实际上是5月10日下午邱毅在临上飞机时才突然得到讯息。邱毅说，有一位南台湾的商界大佬坚持要找他，问明了他当时人在高雄，虽然距离登机只剩3分钟，但是那位大佬强烈要求见他，拄着拐杖赶到机场，交给他一本名册，只表示“名册里面铁定有赵建铭的妈妈，而且是一场餐会里决定的”。兴奋的邱毅一下飞机就打电话确认简水绵就是赵建铭的母亲，所买股票也正好跟那个老先生所说的数字吻合。邱毅顺着这个线索，揭开了台开公司股票内线交易案黑幕，扯出了连串弊案，形成对陈水扁当局形象的连续重击。

　　随着一桩桩的政要弊案逐渐浮出水面，邱毅的名气也水涨船高。民众称他是“揭弊英雄”，就连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也公开称赞邱毅是“揭弊祖师爷”。邱毅的揭弊揭出了威望，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他打什么、检调就办什么的气候。同时这样也形成了良性循环，提供线索的民众发现给邱毅的资讯都很有成效，这样的连锁效应是邱毅不断获得来自四面八方的揭弊线索。

　　如今，追查政治弊案实际上已成为台湾的一场全民运动。从电视访谈、叩应(Call-in)到主流的报章，都在24小时跟踪，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都要面对老百姓超越蓝绿、只问黑白的诉求。“政治正确”不能再成为政治腐败的遮羞布。

　　民进党新潮流系前总召集人段宜康坦言，民进党基层普遍认为政权得来不易，因此公职人员须巩固政权，不容任何批评。在缺乏有效监督和一切问题都意识形态化情况下，陈水扁当局逐渐形成了“新黑金政权”，甚至在权钱交易中拿钱不办事，违反了权力江湖的规则，因而引发内爆，行贿者纷纷向媒体爆料，于是风暴一发不可收拾。那些充满权力傲慢的政坛新贵，终于被自己权力的愚昧所惩罚。

　　在这场沸沸扬扬的弊案尘埃中，呈现出来的是：自由而敢言的媒体诞生了，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出现了，公民是非意识增强了。“普世价值的真假对错取代意识形态的虚情假意，常识的判断终于揭开权力的谎言。”这是台湾18年来“民主化”过程的结果，这也是台湾社会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