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会强奸?
从6月2日刑事拘留姜俊武,到7月8日湘潭市人民检察院正式批捕,当地公检部门只用了短短36天。
而自进入拘留所的那一天起,姜俊武在高墙内度过了9个多月的囚徒生涯,直至2004年3月24日被取保候审。
对姜俊武来说,这是一段他努力要忘掉的回忆。他和20多个刑事犯罪嫌疑人一起挤在20平方米的监房里,和任何一个初来乍到者必须经历的一样,姜俊武在厕所旁的铺位里睡了几天,才最终远离了尿骚味。
虽然身在狱中,但一开始的姜俊武对未来仍然乐观,父母姜金有和刘蒲英去探望他,一见面就哭,姜反而会安慰他们:律师说很快就会有结果了。但渐渐地,谭建和甘伯谦发现,姜俊武的情绪开始有些不稳定了。
一次,他们和两个女同学一起陪姜金有看望姜俊武。隔着看守所的隔离栏,两个女同学哭起来,谭建看到姜俊武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按规定,探监时间有半个小时,但十几分钟后,一个狱警就催促姜俊武放下听筒,并拉他进监室。
“他突然吼了起来,用力甩开警察拉他的手,和警察吵了起来。”谭建和甘伯谦从来没见过姜俊武如此气急败坏地冲别人吼叫。
“我们回来后,他就被剃了头发,戴上了手铐、脚铐,戴了三天……”姜金有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一个看守所的熟人,托他“照顾”姜俊武。
之后,谭建和甘伯谦又去看过姜俊武几次,每次都对他说“事情快了、快了”,但越到后来,他们说这话时底气就越不足。
而在高墙之外,黄淑华正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女儿奔跑着。
6月22日,黄淑华在网上发出了求助信。她写道:“黄静的尸体在殡仪馆存放近四个月,每天需费用240元,单尸体保存费就到了三万元左右。一百多天来,进行了两次的尸检费、请律师费用、上访差旅费用等,我已花尽了所有积蓄,为了给女儿申冤,我已欠债四万余元……”
中山大学教授、女权主义者艾晓明正是在这个时候看到了贴在孙志刚纪念网站上的黄淑华的求助信。黄静身体的伤痕和淤血处引起了艾晓明的注意,黄淑华描述黄静体外伤的文字,让艾晓明揪心。她决定支持这个母亲申张权利的行为。“我一看就认为这是一个约会强奸的案子,所以就开始介入了。”
7月2日,艾晓明发表了网文《约会强奸与黄静之死》,正式提出了“约会强奸”这一概念。她试图将这个被悬疑包围的案件,还原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事,“一个男人的性要求,让一个女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艾晓明看来,这又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事,而是维护女性权益与千年男权文化的较量。
《约会强奸与黄静之死》为黄静案定了性,黄静案成为“约会强奸”的一个符号。那时,姜俊武已被刑拘了一个月。
偏激、极端、极端女权主义者,一些负面的评价也涌向艾晓明。但她很淡定,“我是从文化上分析这个事件,人们认识不到约会强奸是暴力,我去分析解释,这是我应该做的。”
艾晓明不断向人们解释什么是“约会强奸”、“约会暴力”。西方发达国家对“约会暴力”界定的关键词,与黄静案的部分关键词相吻合:拍拖或恋爱关系但不同住的两个人,由一方向另一方施加暴力;这些暴力行为包括性、精神或肉体方面的虐待。“约会强奸这个概念就好像婚内强奸一样,在我们社会里,能见度不高,它没有被人们普遍地意识到这个暴力存在的普遍性和危害性。”
黄静暴亡的阴影笼罩着艾晓明的生活,她无法平静地从事学术工作,“正如我无法想象在一个容忍暴行、对黄静之死无动于衷的社会生活。”让艾晓明感到无法退让的是,“不是为死者、而是为自己求生存。”
中国纪录片独立制作人胡杰,一个蓄着浓密胡须的中年男子,成为艾晓明的支持者。之后的几个月,他举着DV摄像机,和艾晓明一起出现在湘潭、广州、北京,采访法医、性学专家,以及联合各界关注此案的人士推动立案,并拍出了一部反映黄静母亲为女鸣冤的纪录片《天堂花园》。
事实上,在黄静案的后期,人们对案件外延层面的探讨,已经超过了对案件本身的关注,在以艾晓明为代表的学者介入后,文化概念被引入了黄静案,势必与中国现行法律、人们已有的传统伦理观念产生碰撞和冲突。
外界很难想象“约会强奸”的概念给湘潭市警方造成了多大的震撼。作为一个从警30余年的湘潭市退休老干警,朱建明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他没有当面和艾晓明讨论过,只是当这个概念引入黄静案后,和别人讨论时发生过分歧。
尽管觉得这个概念很有意义,但以黄静案作为典型案件,朱建明并不认同。“现在还是一个文化概念,法律上没有界定,什么样的证据和情况能说明是约会强奸?没有明确的规定,办案人员无所适从。”2006年3月,他用力拍打着摆放在桌上的黄静案资料,说道。
类似的争论也不乏见诸亲朋好友之间,尤其当在场者有一方为女权主义者,另一方为熟读法律条款的法律界人士时,观念的冲突就越发明显。
2004年12月7日,黄静案第一次不公开开庭审理。姜俊武以涉嫌“强奸中止罪”,被提起公诉。尽管艾晓明事前已断定这一天“绝对不会有任何惊喜”,却看到了可喜的进展。开庭当天,3位专家鉴定人出庭作证指明黄静的死因,4位国内顶级刑法学专家出具了认为黄静是“强奸(未遂)致死”的法律意见书。庭审结束后,艾晓明对媒体说:“被告方想错了,他们需要了解他们的对手!”
庭审前一天晚上,黄淑华和艾晓明在湘潭昏暗的街道上走了一趟。她们沿着姜俊武供述的,案发当晚他和黄静一起回黄静宿舍的那个路线走了一趟。艾晓明数了一下,一共是280步。看着黄淑华的身影,那一瞬间,艾晓明忽然体会到黄淑华的慌乱、焦急、惶恐无助,“那是一个母亲想要找回自己的孩子、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家的心情。”而走在黄淑华身后的艾晓明又清楚地知道,前面的那个母亲再也找不回自己的孩子了。
被改变的两个家庭
五次尸检六份鉴定,从不予立案到迅速立案,姜俊武被批捕,黄静心脏标本丢失,尸体高度腐败,强逼火化尸体……在经历了无数曲折后,黄静案终于等来了庭审。
然而,12月7日庭审过后,法院又悄无声息了。姜黄两家迎来的仍然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续文
庭审当日,双方发生了一场冲突。庭审结束后,黄淑华连续四次冲进雨湖区法院法庭,要姜俊武走到走廊上面对媒体。最后,姜俊武在法警的护送下匆匆离场。出法院门的那一刻,黄淑华哭倒在姐姐的怀里。
黄静的死亡,不禁使这两个未来的亲家反目成仇,而在漫长的申诉和等待中,两个家庭也被深深地伤害和改变。
2006年2月24日,黄静三周年忌日。湘潭下起了大雨,全城雾蒙蒙的,黄淑华从长沙到湘潭,在黄静的宿舍为女儿上了一炷高香。
黄静宿舍已经满是灰尘,客厅方桌上立有她的一张大照片,红底,身着黑衣。卧室里空荡荡的,黄静死前睡的那张双人床已被处理掉,衣柜里还整齐地挂着黄静的衣服。黄淑华记得,往年的这个时候,黄静已经穿上了那件黑色绣花的羽绒服。
雨中的湘潭有潮湿的味道,空气不对流,屋里沉闷的气息一时不能散去。客厅里的红地毯在阴冷的空气中蒙上了灰尘,“这是专为黄静铺的,她每天就在上面跳舞。”客厅墙上的日历显然一直没有翻动过,日子依然停在2003年2月23日。
黄淑华的发际已生华发,尽管三年来为爱女之事奔走时她多次痛哭过,但在面对媒体时,她惯有的表情是克制而又坚毅。她经常随身携带着一大摞材料,都是她和丈夫黄国华自费打印的,相同的格式,不同的称呼,往公检法系统送。
黄静死亡的每一个细节,她已经重复了数十上百遍,很多她都能背出来,只要记者要求复述,她都会不厌其烦地重复。
那条前往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的路,她也已经记不清楚到底走了多少回。累的时候就吃一颗糖,最普通的话梅糖。“好多好多次我都要放弃了,但是不行,静静在看着我呢。”她说。
正如“黄静案”变成了“约会强奸”的一个符号,黄淑华变成了为女儿申冤的母亲的代名词。她不断接到来自各地的求助电话,有向她“取经”的,也有通过她找司法鉴定机构、找法律援助机构的。她熟知每个人的名字、案情,甚至连发案时间都记得很清楚。
黄淑华搜集的媒体记者、律师等人士卡片有五六十张,她把这些资源介绍给求助于她的人,“帮助他们的时候,我心里也得到安慰,我为我的女儿申冤,得到社会上很多好心人的帮助,支持。我要用我的努力去回报社会。”
在黄家回湘潭为黄静祭奠的前一天,姜俊武勉强参加了好友谭建的婚礼。同窗好友纷纷围成一桌,以谭建婚礼的名义行同学会之实,只有姜俊武绕开了同学,一个人坐到陌生宾客中。
自从被取保候审后,姜俊武深居简出,从来不接听电话。而如果没人相陪,姜金有也不会让儿子出门。“在法院还没判决之前,我怕黄静家人或不知情的人有过激行为再伤害他。”姜金有说。三年来,姜金有为儿子鸣冤、要求尽快审理此案、反映超期羁押等问题的材料累积有300多页A3纸厚,像一本书。
回到家后的姜俊武,重新沉迷于因黄静反对而戒掉的网络游戏,不过不同的是,他现在只在游戏站里乱逛,打牌下棋,迷不进情景游戏的角色里。
身形微胖的姜俊武,脸色发白,有淡淡的黑眼圈,表情木讷,“从被拘留到现在,我的年龄长了三岁,见识却退了三年,和人沟通都很难。人家说的,我都不知道。”说话时,他有些木讷,眼睛总盯着地面,头耷拉着,很少抬起来。
从看守所回家一年多来,姜俊武几乎每天都是天亮了才睡,“睡不着,想着很多事情,只有把自己搞得很疲惫,才睡得着。”
而在漫长的等待中,当地公检法的工作在继续进行。
2005年底前,朱建明出任湘潭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就在黄静案在网上传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时任湘潭市公安局局长的杨建杰主持召开了一次局党委会议,专题研究黄静案。那次会议上,杨建杰提议请朱建明出山,专门研究黄静案,并作为今后有关黄静案的“新闻发言人”。
虽被点名担当“黄静案”新闻发言人,朱建明却从未召开过一次发布会。这位自称是“最先、最全面看过黄静案所有侦查案卷”的退休干警说,“案子调查了三个月,等我想召开发布会的时候,局里认为网络炒得火热的时候已过,还是低调些好,不要再起风波。”他至今还保存着黄静案的第一手调查资料。
私下里,各个关注黄静案的媒体记者之间的联系仍在继续,时不时又会对黄静的死因、法院将对姜俊武作何判决作一番推测和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