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福建龙岩市后田村的后田暴动指挥部旧址――火星祠堂(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后，中共中央立即致信中共闽南、闽北临时特委，明确指出当前“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组织农民，如何武装农民，使他们能够自己起来，用暴力的方式夺取政权。”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福建各级党组织从1928年3月初开始，相继在龙岩、平和、上杭、永定组织发动了一次比一次强烈，震撼全省以至南方各省的农民武装暴动。

　　1928年春节过后，由于春荒粮价飞涨，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龙岩后田村农会决定采取措施禁止粮食出境，以平定粮价，并开展抗租抗捐斗争，宣布废除租债，向地主豪绅索还钱据田契。地主土豪非但拒绝了农会的要求，还打伤了农会会员，并阴谋暗杀农会负责人。地主豪绅的暴行激起了农民的极大愤慨，顿时后田村农民群情激愤。中共龙岩临时县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邓子恢、郭滴人的领导下，迅速组织了暴动指挥部，率领后田农民武装于1928年3月4日举行暴动，镇压了反动分子，收缴了反动武装，没收了地主的粮食分配给穷苦农民，并收缴了地主的田契、借约当场烧毁，宣布从此田租不必交，旧债不必还，田地由农民分配。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为之扬眉吐气。

　　随着抗捐抗税斗争的开展，平和农民的斗争热情日益高涨。中共平和临时县委因势利导，成立了暴动委员会，组织发动农民暴动。3月8日，以平和县长乐的农军为主体，包括广东饶平、大埔的部分农军，共千余人举行武装暴动，在暴动总指挥朱积垒的率领下，分三路向平和县城进军，捣毁了县署，打开监牢救出了被捕的农友和南昌起义军的部分伤病员，创造了农军攻占县城的空前壮举。

　　在中共北四区区委的领导下，上杭蛟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了与国民党反动派分庭抗礼的割据局面。国民党当局对日益发展的农民运动极为恐慌，限令北四区农会立即解散，交出“共产分子”。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四区农会不畏强暴，加紧扩充农民自卫军，成立了800多人参加的敢死队，歃血为誓，决心誓死斗争决不妥协。6月25日，国民党当局派兵分两路进攻上杭蛟洋。面对敌人的进攻，上杭蛟洋2000多名农民自卫军在郭柏屏、傅柏翠的领导下，立即举行暴动，奋起抵抗，凭借土铳土炮，给来犯之敌予沉重的打击。但终因武器优劣悬殊，不得不撤出战斗向山区转移。

　　上杭蛟洋暴动的斗争烈火还在燃烧，永定县农民又吹响了暴动的号角，当国民党当局纠集部队准备镇压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时，中共永定县委立即成立了张鼎丞为总指挥的暴动指挥部，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于6月29日先在东乡湖雷举行暴动，并迅速将农民暴动的风暴席卷永定东部的数十个乡村，以吸引盘踞在县城的敌军。当敌人派兵前往镇压县城空虚时，1000多名农民武装从溪南分三路出发，向县城发起攻击，一举攻入县署，取得了攻城的胜利。随后在国民党军队的反扑下，农民武装尽管撤出县城，但依然继续围困县城3天，使国民党反动派为之心惊胆寒。

　　紧接着，9月28日崇安上梅农民在徐履峻的率领下举行了暴动，捣毁了横行无忌欺压百姓的买办机构，宣布废除反动联首、保甲制度，实行平田废债。几天内，农民暴动的风潮从崇安扩展到浦城，波及508个村庄，各地农民揭竿而起，纷纷起来分浮财、毁债单、烧地契。在暴动中还产生了苏维埃政府雏形――民众局。在民众局的领导下，暴动历经了30天，后在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下遭到挫折。然而，农民暴动的烈火并未熄灭，1929年1月，在杨峻德、陈耿的领导下，崇安上梅再次爆发农民暴动，燃烧起更大的斗争烈火。

　　1928年3月开始此起彼伏的福建各地农民暴动，虽然由于敌众我寡而先后失利，但这些农民暴动有力地“证明共产党的基础已在福建工农群众中建立起来”，并“将因此提高各地工农革命的情绪，引导福建工农走上暴动的道路”。从而把福建农民运动推进到一个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阶段。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