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上海举行了一场海外留学人才专场招聘会，高校对“海归”的吸引力从递交自荐书的踊跃程度上可见一斑。记者陈树荣摄

　　在上周结束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校长们纷纷表明要将学校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当笔者与校长们聊到高校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问题时，校长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词——“海归”。那么，在高校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海归”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高校又是如何看待“海归”的呢？笔者就这些问题专程采访了几位著名大学的校长。

　　建设一流大学“海归”举足轻重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集聚人才的战略高地，承担着培养人才、知识创新的历史重任，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海归”成为高校人才队伍中一支重要力量。

　　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在中美富布赖特项目25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超过60%的大学校长和科研单位领导都有过出国留学经历，在科研、教师队伍中，这个比例更大。

　　“在我们的师资队伍中，几乎90%以上都具有海外留学背景，这对学校建设十分有利。”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教授略显得意地告诉笔者，“在高校建设中，‘海归’发挥着独特优势。如：在加快新学科建设步伐，开展双语教学，提高学校实验室水平，推进学校管理的现代化，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等方面，‘海归’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海归”在高校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教授也感同身受。在他们的教师队伍中2／3具有留学经历，其中1／3担任着学校的高层职务。钟秉林教授说，“海归”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比较密切，对国际学术前沿把握更为准确，他们的到来，为学校带来了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国际化的管理理念。

　　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教授还指出，高校积极引进“海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人事关系相对简单，办公处事顾虑较少。“我们学校的‘海归’占到整个学校高层次人才的20%，他们在学校都是一心一意地干事业。”

　　既要待遇引才更要事业留人

　　为了引进人才，各大高校纷纷改善吸引留学人员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除了解决留学人员子女入学、配偶工作等生活问题外，还在工作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重点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如：采取“候鸟式”、“哑铃型”等短期回国服务的方式。

　　据周文斌教授介绍，他们学校一直遵循“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有很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就是利用假期回国为南昌大学服务的。“我们学校的黄德欢教授就经常往返于中美高校之间。我们在学校科技园为其设立公司、配置助手、帮助购买仪器设备和资料，并承担前期注册资金的1／3。他每年来校十几次，共计大约4个月。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候鸟’们做事通常非常有计划性，他们一般会计算好一年的回国次数和时间，在年初就买好所有的往返机票。”

　　当然，周文斌教授同时指出，待遇吸引人才固然重要，但有可能只产生暂时效应，若要使其长期为学校服务，学校必须为他们搭建能充分发挥其才华的大舞台。他说，在南昌大学有一位名叫莫亚平的教授，他曾是1985年的TOEFL状元，已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计算机、MBA、语言等5个博士学位，现任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其年薪为1元人民币。“他不是来赚钱的，他看重的是学校为他提供能充分施展才华的这个平台。”

　　钟秉林教授也表示，待遇吸引人才只是学校机制留人的一部分，现如今，“事业留人”才是关键。“高层次‘海归’人才，一般在海外都能获得好工作、高待遇，他们之所以选择回国，就是看重国内为其提供的良好发展空间。他们要发展空间，我们就给他们能充分发展的空间，无论在管理方式还是课题研究方面，都尽量为他们营造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使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儿子”“女婿”一视同仁

　　学校通常将本土的教授比作“儿子”，而将“海归”教授比作“女婿”。对于“儿子”与“女婿”间是否存在矛盾，校长们表示，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高校在处理这个矛盾的方式上则逐渐发生变化。

　　“我们不会做‘女婿’的保姆！”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一语惊人。他认为，“海归”回国是来开创事业的，暂时的困难在所难免，不能让所有的问题由学校解决，所有的困难在学校克服，这样学校成了“保姆”。“如今，‘海归’两个字已不能代表什么更多的意义，‘海归’应及时认识到因时尚心理作祟而一味崇拜‘海归’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我们看重的是能力。当然，我们也制定了针对海外留学回国人员的相关优惠政策，但这些政策的落实是建立在你有能力为学校服务的基础之上。”钱伟长还指出，有能力的“海归”，如果需要，我们会创造一切条件为其建立团队，但这个团队必须具有开放性，其针对本土研究人员不能采取收容政策，它可以是特区，但不能是封闭式的特区，一定要向我们敞开大门。

　　钟秉林教授也指出，要以能力为标准、采取积极的方法来解决“儿子”与“女婿”间的矛盾。他说，目前我国高校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以及国际贸易、法律、金融等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上，所以，我们应该在各领域都制定统一的评判标准，而这一标准一定是以能力为核心的，这样一来，在处理“儿子”与“女婿”的关系时，我们就有标准可依了。比如，我们在某个领域引进“海归”人才，而在这个学术领域已经有本土的教授作为学术带头人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标准，采取竞争上岗位的方法。钟秉林教授还补充道：“其实‘海归’回国以后，在一些方面表现出的不适应，很大程度上是和其心态密切相关的，只要调整好心态，找准自身定位，相信很多矛盾都能迎刃而解。”

　　结束语

　　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国际化、开放性的大学，建设这样的大学离不开“海归”的参与。引进了“海龟”，还得给他们“蓄水”，以提供畅游事业的平台，使他们得以施展才华。在重视“海归”作用的同时，对本土人才也不应轻视，要以实际能力为准则，不论是“海龟”还是“土鳖”，有养分我们就得汲取。(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