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两年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以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为胜利标志的。我们纪念60年前这个震惊世界的历史性胜利的时候，尤其不能忘记朱德总司令。这不仅由于他是长征领导人中走的路最多、经历的磨难最多，更是由于他如毛泽东所称赞的“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坚定地贯彻党的北上方针、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克服了漫漫征途上的一个个危机和艰险，铺平了通向胜利会师的道路。他的伟大功绩，永远铭刻在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丰碑上。

　　把南下红军引向重新北上的道路

　　1935年9月，由于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怀有个人野心，自恃人多枪多，对抗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导致一、四方面军会师3个月后又在草地分离了。这使党和红军面临一次空前严重的危机。这时，同张国焘一起的朱德，处境艰难而危险，但他以其特有的坚定和智慧，挑起了克服这场危机的重担，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首先，朱德决定从维护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不计个人的荣辱安危，跟着南下的部队走。当时，张国焘的追随者曾对朱德叫嚷：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明确回答：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朱德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呢？一、四方面军分离后，随党中央北上陕甘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仅有7000余人，加上陕甘苏区的红军也不到1·5万人，而随张国焘南下的部队仍在8万以上，很显然，这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不能把它丢给张国焘不管。朱德相信，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

　　朱德同一向专横跋扈的张国焘在一起，难免受到挟制和压迫，但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做到了毛泽东所说的“临大节而不辱”。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张国焘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他在阿坝、卓木碉等地开会，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并逼迫朱德当众表态：“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毫不动摇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朱德还说：“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

　　张国焘公然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为扩大其声势，还宣布朱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你不能另起炉灶，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我按党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

　　朱德身陷逆境，但不放弃职责。当时担任四方面军军事负责人的徐向前回忆说：朱德总司令虽然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他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曾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战略性的错误，始终不能在川康边立足。经过几个月苦战，部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张国焘南下方针是错误的。1936年2月，在战局日益严重不利的情况下，朱德和徐向前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撤离川西，转移到康定、炉霍一带休整部队，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不得不同意。于是，南下部队又踏上了重新北上的道路。

　　促成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共同北上

　　促成红二、六军团(即会师后的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共同北上，是朱德的英明决策，是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关键一步。

　　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转战到黔滇边界，准备在那一带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3月23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红二、六军团：“建议你们在渡河技术有把握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红二、六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决定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北上。

　　朱德与张国焘联名致电让红二、六军团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意见是一个，目的却不同。朱德后来同原二方面军的同志回忆此事时说：“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我想二方面军过江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北上就有把握了。”

　　为了策应和等待红二、六军团的到来，朱德和四方面军指战员在康北高原度过了异常艰苦的4个月。为了节约粮食以备北上，朱德和战士们一起吃野菜；为了准备北上御寒物资，朱德和战士们一起捻毛线、织毛衣；为了搞好民族团结，朱德和战士们一起帮助藏族同胞春耕播种。

　　5月20日，陕北党中央来电，对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张国焘接此电报，又迫于红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遂于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中央”，成立西北局。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终告破产。

　　6月底，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和普玉隆，朱德亲往这两个地方迎接，并分别同两军团的领导人谈话，针对张国焘诋毁中央的舆论，澄清事实真相。他还同任弼时、贺龙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把原红九军团编到二方面军中。

　　7月初，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朱德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这是他精心考虑做出的安排：任弼时是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原则性强，随总部行动，可随时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使他摆脱南下以来被张国焘排挤控制的状况，并可从外面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

　　三大主力会师前夕的一场斗争

　　1936年8月，二、四方面军通过茫茫草地，从川北进入甘南。这时，党中央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令一方面军一部向静宁、隆德地区运动。三个方面军形成南北呼应、夹击敌人、实现会师的有利态势。

　　但就在这时，张国焘又企图把部队引向青海和甘西北，想另创一个局面。朱德为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同张国焘又进行一场严重的斗争。

　　9月13日到17日，党中央毛泽东等天天来电，要四方面军迅速北出至隆静大道，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将被敌截堵隔断，朱德力主按中央要求迅速北上。当时正在岷州三十里铺开西北局会议，会议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他是西北局书记)，朱德说：他不干，我干！找来作战参谋，着手制订北上行动计划。当天黄昏，张国焘又同意继续开会。会上，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张国焘只好表示“少数服从多数，牺牲个人意见”。

　　于是，会议通过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

　　岷州会议后，张国焘先行赶到在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宣传他西渡黄河的主张，并向部队发出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

　　朱德得知张国焘擅自改变行动部署、变北上为西进的情况，十分忧虑和气愤。他意识到，这是关系到红军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他彻夜未眠，于9月22日凌晨3时致电张国焘，对突然改变计划“不胜诧异”，“静、会战役各方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并提议在漳县再召开西北局会议。

　　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再次在漳县召开。一向以平和、宽厚著称的朱德，在这关键时刻，同张国焘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一再阐明：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现在迅速北进，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岷州会议决定是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张国焘即使是书记，也要根据会议决定来工作，为什么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张国焘蛮横狡辩说他是书记兼政委，调动部队他完全负责，又宣传他主张西进。

　　但是，张国焘的西进企图因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难以实现。在骑虎难下之际，他致电陕北：“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请求中央明令停止”西进。

　　9月27日，中央来电指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同日，朱德和张国焘、徐向前联名电告中央：“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仍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静，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变”。

　　从三大主力会师前夕的这场斗争中，可以看到朱德总司令在关键时刻，为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为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是何等坚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他为红军长征胜利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吴殿尧／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