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未亲历长征，我却与长征有着几段难以割舍的情缘。

    1949年，年仅19岁的我从家乡湖南醴陵入伍，考入中南军政大学，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因为文化底子较好，我经常受指派给战友们讲课，而长征故事则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内容之一。为了把课讲好，我搜集了许多关于长征的史料，经常挑灯夜读进行研究。那些烽火连天的征战岁月总在撞击着我的灵魂，让我热血澎湃，激发着我建功军营的热情和渴望。

    离开学校后，我被分配到41军的一个基层连队。刚到部队，就赶上了一场战斗。我背着两枚迫击炮弹，和战友们连续6天6夜奔袭800里，成功地全歼敌人。这一路，我脚底板打了十几个水泡，几次被战友劝说留下休整。可一想起红军战士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有飞机轰炸这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奋勇前进，就觉得我吃这点苦不算什么，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1953年，我作为党员培养对象，被选送到军里的整党训练班学习。我在教员的辅导下，开始系统地学习、了解长征精神。当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战斗场景从历史深处向我走来之时，我从心底感觉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炼成钢的人民军队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才能战无不胜、所向无敌，撑起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几个月的学习受益匪浅，让我树立起牢固的革命人生观。当我举起右拳向党旗宣誓时，我告诫自己，将来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信念！

    在信阳步兵学校担任了三年教员后，我于1959年被抽调到北京参与筹建军事博物馆。让我激动万分的是，我恰恰被分在解说大队担任班长，而且是负责解说红军长征这一段历史。这下我可来劲了，每天的工作劲头都特别的高。刚开馆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十大元帅以及众多的将军们一同来馆里参观。看着这些功勋卓著的前辈们，我解说起来还真有些紧张。幽默的陈赓大将拍着我的肩说：“解说班长的职务可不小啊！”引来大家一片笑声。前辈们的平易近人，让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全身心投入到讲解中。

    在金沙江布景箱前，周恩来总理特地凑近身子，拉过我的手，指着布景箱上的几个位置，轻声告诉我，那就是毛主席当年的指挥位置。总理的一席话，吸引了众多老帅的注意，他们纷纷走上前来倾听、交谈。那一刻我心想：也许只有这些亲手书写了长征史诗的革命先辈们，才真正有资格解说长征。

    数年的解说生涯，把我和长征紧紧融为了一体。机缘巧合的是，在长期担任长征解说工作中，作为解说班班长的我和副班长李长华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并于1961年结为夫妻。40多年来，我们夫妇同执手、共携老，走过了漫漫风雨人生路。现如今，我俩在夕阳红里享受着晚年的平静与安宁。不过，每当我们回忆起那段解说长征的难忘岁月，心情还是激动不已。老伴说，是长征让我们俩走到了一起。

    多年来，我埋首于书法创作，而长征诗词则是我倾心创作的题材之一。我总在想，如史诗一般的长征把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灵魂展示给了全世界，而我则应该用书法作品把长征尽可能多地展示给世人。2005年，根据红军长征各个重要关口的历史史实，我和其他17位书画家联手创作了大型书画作品《长征万里图》，并通过神舟六号飞船搭载送入太空。当时，我和老伴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心中奔涌出万丈豪情，打心眼里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在新长征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骄傲和自豪。

    如今，我已经年近八十，行动多有不便。每天，当我看到许多游人，特别是青少年们簇拥在军博红军长征的展板前，仔细地看，认真地记，专注地询问有关长征的史实时，我总是感到莫大的欣慰。我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多关注这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成为长征精神新传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书写更多的传奇。（作者李铎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