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云南省政府做出了一个“吃螃蟹”式的决定——将7月22日盐津县地震中遇难人员数量以及名单通过互联网向全社会公布出来。这是继2003年“非典”首次以最快速度向全社会公布遇难人员人数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直到云南通海大地震30年后的200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时，才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这场大地震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尘封了漫长岁月的“秘密档案”才得以解密。

　　-既然能够公布死亡人数，就应当知道这些死亡人员的基本情况，当然也就能够把他们公布出来。而这样做，却是在公布死亡人数基础上的又一个大进步，必然会提高死亡数字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灾害信息的透明度。

　　7月24日上午，云南省盐津县67岁的李兰花老人生平第一次上网。

　　在14岁孙女儿的指导下，李兰花老人端坐在电脑前，用左手有些颤抖地点开云网首页。页面上“云南盐津震亡人员全部名单”一下子跃入老人的眼帘，此刻的李兰花早已经是泣不成声……

　　7月22日那场可怕的地震让李兰花老人至今心有余悸，更让她感到痛心无比的是，在那场地震过后，她的二儿子和儿媳、小女儿和女婿以及只有6个月大的外孙子再也没有像往常一样来看过她……

　　李兰花老人第一次上网的原因是，7月24日，云南省政府做出了一个“吃螃蟹”式的决定——将7月22日盐津县地震中遇难人员数量以及名单通过互联网向全社会公布出来。

　　这是继2003年“非典”首次向全社会公布遇难人员人数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灾难过后，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灾难中我们有多少亲人遇难，之所以将遇难者人数改为遇难者名单，主要是为了打消群众心中的疑惑。”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孔垂柱的解释，当天就换来了一片掌声雷动。互联网上，社会各界的主流观点是：地震后两天就公布了死亡人员全部名单，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在处理灾害、疫情等突发事件上的巨大进步。

　　死亡人数不应被当作国家秘密

　　纵观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所有灾难，灾难中的死亡人数以前一直被当作国家秘密，不对外公布，有的也是事发多年后才公开。

　　许多人至今对1998年的春节期间发生在山西朔州的那起震惊中外的“假酒案”记忆犹新，由于勾兑酒精的甲醇严重超标，至使山西朔州、文水两地数百名群众在喝了这种散装酒之后出现酒精中毒。整个春节期间，悲痛笼罩着山西的许多家庭。

　　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立刻轰动了全国。中央相关部门在案发的当天就派出专人赶赴山西朔州。然而当天晚上受政府委托，当地媒体对外公布的数字却仅仅是“出现不良反应的只有7人”。

　　此报道深深地刺痛了读者和受害人，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真正喝到了假酒并出现不良反应的人数是公布人数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法制早报》记者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年一位因喝假酒而双目失明的老人赵文亮。

　　“要不是因为过了这么些年，我是不会把当时的实情告诉你的。”憨厚的赵文亮老人回忆道：“政府把我们这些喝‘坏’了的人集中到县医院，出钱给我们看病，只是要求我们不要把因假酒受害的真实人数传出去，即使是记者问也不能说…… ”老人还告诉记者，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是有政府的难处，当时是他带头让大家替政府保密的。

　　直到挂断电话，赵文亮还是没有告诉记者当时确切的受害人数，只是告诉记者，比报纸上登出来的要多……

　　类似的灾难处理方式对于中国人来说事实上并不陌生。提到中国建国后的地震灾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然而事实上，早在唐山地震前6年，中国还发生过一起大规模的地震，那就是云南通海大地震，它发生在1970年1月5日，比唐山大地震整整早了6年。为什么这场地震很少有人知道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政府对灾害的处理方式，主要以保密为主。

　　直到事隔30年之后的200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时，才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这场大地震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尘封了漫长岁月的“秘密档案”才得以解密，重见天日。这场7.7级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为15621人。而唐山大地震，也是3年后才公布死亡24万多人的。

　　“非典”之后人们对灾情认识程度加深

　　中国为什么能够将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这种“隐瞒”的传统“摒弃”了呢？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周孝正，接受《法制早报》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预防和应对各种灾难的能力不断加强，而面对灾难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能够用正确的态度面对灾难。心理承受能力强了，对灾难所带来的破坏也就能够接受了。”周教授举例说，大约在20年前，一旦中国的某一个城市发生了灾难，其它各个城市的人们就会寝食难安，唯恐这种灾难会殃及到自己。而现在，因为有了对灾难足够的认识，“长江发大水，东北人民睡不着觉”的笑话便再也不会有了。

　　“除此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非典之后，中国人在对灾情认识方面的突飞猛进。”周教授告诉记者，2003年的“非典”发生之后，起初人们对“非典”这种可怕疫情充满了担心和恐惧，然而经过政府各级部门的正确引导和媒体的宣传，人们有了足够多应对“非典”的知识，很快就打赢了这场战役。

　　许多人至今难以描述当媒体第一次将死亡人数公布出来时自己的心情：是诧异还是惊喜？“死亡人数一直以来是一个不可跨进的雷区，而今天，政府却将这个数字向全社会公布？”面对公布出来的详细人数及死亡的具体时间，许多从境外传来的谣言不攻自破。而“盛传”在老百姓中间的猜测和不安也随之烟消云散。

　　“社会是群众的社会，疫情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群众呢？群众有权利知道灾难的真实情况！ ”临危受命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出这句话时，许多在场的记者将手中的采访机、相机、以及摄像机放在地上腾出双手为市长鼓掌。

　　有了“非典”之后的成功经验，全国各地开始将灾难后的处理方式正式放开。之后，中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矿难、瓦斯爆炸等灾难，面对灾难时，第一时间公布灾难是每一个灾后处理小组要做的事情。

　　从公开人数到公开人员名单

　　一般来说，每当灾难发生时，受众都想尽快了解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同时，及时和如实的报道也便于灾区尽快得到救助或防范灾情的扩大及再次发生。

　　国家不把灾害死亡人数当作国家秘密，就是希望及时公布死亡人数能达到唤起全社会抗灾救灾意识的目的，并以此消除灾后社会上的各种谣言。唐山大地震由于一直没有公布官方的伤亡人数，国内外有很多猜测和谣言，如香港报纸就曾报道过唐山地震死亡人数超过70万等，可是后来公布死亡人数后，这些谣言很快就消失了。

　　但近些年来，我们看到，有的地方灾后即使公布了死亡人数，但是预期的目的还是没有达到，谣言还是不断。为什么呢？主要是在以前几十年时间内，灾害死亡人数一直是个秘密，现在一下子公布，很多人还适应不过来，不相信政府会把真实数字公布出来。另外，有的地方虽然公布了死亡人数，但是还存在数字不实的情况。

　　如何让群众相信政府公布的灾害死亡人数，如何杜绝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在灾害死亡人数上做假呢？“解决办法就像云南一样，公布死亡人员名单和地址就是好方法。”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马跃表示：“对群众而言，只要发现一个死亡人员名字不在政府部门公布的名单上，那么就说明政府公布的死亡数字不够准确。对政府部门而言，也增加了压力，必须认真调查灾害损失，如实公布灾害情况。”

　　此间有文章分析认为：既然能够公布死亡人数，就应当知道这些死亡人员的基本情况，当然也就能够把他们公布出来。而这样做，却是在公布死亡人数基础上的又一个大进步，必然会提高死亡数字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灾害信息的透明度，树立开放政府的良好形象，从而增强政府的威信和对舆论的调控能力，更有利于营造人心稳定的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