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形势再一次引发了世人的震惊：在宏观调控和发展转型的双重制约中，增长速度、外贸顺差、财政收入，依然创下了新高。

　　欣喜之余，我们也禁不住涌出深深的忧虑：时下的经济增长距离科学发展的指标为什么还是渐行渐远？

　　不少专家乐观解说：从理论看，潜在的增长能量还未完全释放出来；从大势看，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力量正十分强劲；从市场看，高增长下依然还是较低的通胀指数。可是，如果转换一下视角，从民生的尺度去重新审视、去深入思考，我们取得了怎样的进步？我们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普通百姓还是从“高增长、低通胀”的光环之外，感受到了低就业、低收益、低福利的阴影。

　　当前强劲拉动经济增长的，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举国房地产业的火热。它们大量增加了GDP的数字，后续吸收就业能力却明显偏弱。政府种种政策扶持的优惠，往往更多地倾斜于国有垄断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而这些企业，或由于全面实施“减员增效”的改制，或由于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升级，于改善就业状况也有限。按国际通例，社会总就业的65%~80%是由微型和中小企业吸纳的。而当下垄断企业的挤压，政府部门的限制，正大大压缩着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据相关资料，1994年至2004年，全国就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领跑中国的长三角的苏州经济，被人质疑为“只长骨头不长肉”，说的是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不对称。类似的岂独苏州？城市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年下降，农民工工资状况十多年没有明显改善，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热议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亦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公共问题，成为百姓背负的三座大山。

　　再从中国最为突出的城乡二元分化中的农民状况来看。

　　城市化浪潮本当是推进农村发展的一个契机。但是，我们的城市化，更多地显现为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口的城市化。尽管宪法规定了农村土地是农民的集体资产，尽管农民已经拥有了长期的土地使用权，但由于政府垄断了土地的征用权，农民也就因之丧失了城市化带来的大好发展机会。地方政府创造了丰厚的“土地财政”，开发商巧取了丰厚的“土地暴利”，而失地农民，常常陷入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保可享的困境。虽说现在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新的阶段，仅每年从农村征走300万亩耕地，每亩平均五六万块钱拿来，几百万卖出去，我们还是从农村拿得多。

　　更应引起我们警醒的是，这样的高增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了什么？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是在乡村间随处可见的墙上标语。可是，在东部不少地区“成长的烦恼”中，“地荒”的红灯已频频闪烁。违法占地一路狂奔，基本农田难以守护，子孙后代生活的粮仓坐落何处？发展的空间还有多大？

　　出于对GDP的政绩追逐，对“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依赖，一些地方政府争相“向底线冲击”，恨不得一个早上让地下的矿藏资源全部变成今天的财富，恨不得一个早上都跑步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在打破了中国现时经济增长资源能源瓶颈的同时，也给子孙后代埋下了诸多发展的隐患；在滋养了重化工业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向当地农民转移了生态环境的成本。在一个个粗放式开采的矿区，土地塌陷，水源渗漏，树木枯死，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出现了一些不宜人居的死地。如山西，各类矿山采空区已达2万多平方公里，全省超过1/7的地面悬空，地质灾害范围波及1900多个自然村、220万人。陕北的一些村庄，“煤挖走了，水流干了，可怜的几棵树也差不多死光了。原来喜鹊、鸽子很多，现在连麻雀都很少见到。能飞的都飞走了，只剩下大人留在这儿，不知道还能扛多长时间”。在多元利益的分化博弈中，面对那些缺席的、无语的、最为弱势的后代们，我们如何去肩起责任、去代表好他们最根本的利益？

　　民生重于一切。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全民福利的增进，难以让那些困难的群体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样的增长和发展又有多少价值和意义？背离科学发展的根本，背离以人为本的宗旨，或主动或被动地将经济总量的推动作为政府任内惟一的要务，如何能有社会的稳定和谐，如何能有经济的永续发展？多从民生的视角看一看，想一想，我们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将会有更多的清醒和深刻，我们对科学发展的实践，将会有更多的自觉和紧迫。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产业的创新时代、经济的生态时代和发展的平民时代。科学发展观，渐已成为社会的共识。问题是如何使这共识付诸实践。民生的症结在民权，政府的转换在制度，我们的要务在于将这一执政理念、战略导向，融入刚性的政绩体系和先进的政治制度，在于让民众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并且拥有相应的制度化、法治化的权益保障。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世上没有不付代价的发展。应当诘问的是，当下经济增长的代价，是否公平负担，社会能否承受？还要付出多大，如何适时消解？(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