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到陕北的惟一山炮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初携带和配备的一些重型武器装备已所剩无几，带到陕北的山炮只有一门。这门炮编号为587，其正名叫“七生五过山炮”，上海兵工厂1927年制造，口径75毫米，重386公斤，炮身长1050毫米，最大射程为4300米，炮闩为横楔式。

　　这种炮在山炮一族里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它却有着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

　　1935年2月，湘鄂两省国民党军调集80多个团的兵力，向湘鄂川黔苏区的红二、红六军团发起进攻。红军与国民党军激战近两个月后，决定北渡长江，去创建新的苏区。国民党第58师师长陈耀汉企图切断红军北上的通路，令第172旅从桑植出发截击红军，但遭到痛击。陈耀汉在增援途中得知第172旅已被全歼，慌忙回窜。在桃子溪，红军对陈耀汉部发起突袭，将其全歼。此战，红军缴获两门山炮，587号山炮就是其中之一。此后，这门山炮为红军所用，曾在忠堡、板栗园等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红军辉煌的战果，令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开始更大规模的“围剿”。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这门山炮便随着广大指战员踏上漫漫征途。为了带着它，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人抬马驮。特别是过草地时，那里的沼泽密布，踩上去颤悠悠的，慢慢地沉坠，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仿若一口口绵延不绝的死亡陷阱。山炮太沉没法抬过去，战士们就将炮拆卸开，分散着连抬带背，过了艰难的路段后再组装起来。红军战士牺牲了一个又一个，可抬炮的红军战士前仆后继，硬是用鲜血和汗水把它抬到了陕北。这是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惟一的一门山炮。

　　1959年，贺龙元帅亲自下令督促、寻找这门山炮。几经波折，终于在军中找到了它，并把它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一块普通的雨布

　　

　　这是一块普通而又不同寻常的雨布。

　　红军长征时，红军战士汪立发双腿不幸负伤。部队行进至甘孜，他的伤口不断淌血水，还发起高烧，腿脚肿得老粗，不能行走。汪立发怕连累战友，想留在行军路上，不再给部队添麻烦。但战友们硬是用担架抬着他进入了草地。

　　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战友们把被单拉起来，在他的担架上方挡雨。雨太大了，战友们又用仅有的小块雨布盖上了他的双腿。夜深了，雨还没有停，大家在雨中进入了梦乡。不知在什么时候，汪立发忽然从迷梦中醒来，眼前一位有着熟悉面容的人正眉头紧锁地蹲在他身边。他急忙欠起身来叫了声：“首长好！”这是一位后勤供给部部长。部长抚摸着汪立发滚热的前额，关切地问：“吃东西没有？”“吃了！”部长伏下身察看他的伤口，心疼地说：“这么大的雨就这么块小雨布怎么行呢？”顺手将自己身上披着的一块大雨布抽下来，把汪立发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然后转身消失在大雨之中。此时，汪立发浑身感到一股股暖流，两行热泪流出眼窝。他知道，这位已上了年纪的部长在长途跋涉中从不肯骑马，总把马让给病号或体弱者。而部长自己的身体并不好，经常咳嗽、吐血。特别是进入草地以后，部长的身体更加虚弱了。

　　经过医护人员的积极治疗和战友们的精心照料，汪立发的腿伤渐渐地好起来，终于走出了草地。正当他要把那块为他遮风挡雨送来温暖的雨布还给部长的时候，却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部长没有走出草地，光荣牺牲了。

　　从此，这块饱含官兵深情的雨布，成为汪立发永远的纪念。为了让我军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汪立发将这块雨布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红色医生”的洗眼杯和量杯

　　

　　“红色医生”傅连暲在长征中使用过的洗眼杯和量杯，是傅连暲在红军官兵危难之时，救死扶伤的见证。

　　傅连暲是一位基督教徒。1912年毕业于福建汀州亚盛顿医学专科学校。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是当时闽、粤、赣三省边界地区的名医。

　　1933年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将汀州福音医院迁往瑞金叶坪杨岗下，正式创办了中央红军医院，傅连暲被任命为院长兼中央红军医务学校校长。1934年4月，中华苏维埃国家医院成立，傅连暲又被任命为院长。1934年10月，在他的坚决要求下，被批准带病参加长征。根据时间和任务的要求，傅连暲整理出必备的药品和器具，洗眼杯和量杯就是其随身携带和使用的器具之一。

　　在漫漫的长征路上，他与其他的医务人员一起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利用这些仅有的极为简陋的设备和工具，为负伤的战友手术、包扎。由于长途跋涉、条件艰苦，红军官兵很容易患痢疾、疥疮、疟疾和腿部溃疡等病症。傅连暲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提出预防方案，采取多种办法，缓解和祛除战友的疾苦，使许多人摆脱了病魔的威胁，终于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从此，被誉为“红色医生”。门神画下的红军字条老板：□们吃了你半坛咸菜几根大□□□□几根柴共补你黄豆六升

　　红七师机炮连一排条

　　

　　这是60多年前，红军经过四川省彭水县黄家坝时，留给老乡黄堂珍的一张字条。虽然纸张早已泛黄、破损，但经认真托裱，内容仍可看清。

　　1934年5月8日，红三军在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冒雨攻打彭水县城。全歼国民党军第21军第13旅1个营，俘敌400余人，占领该县城，随后进入贫困的苗汉杂居的黄家坝地区。当时，那里的老百姓还不了解红军是怎样的一支部队，加之当地反动政府的宣传，老百姓都躲藏了起来。饥肠辘辘的红三军第七师机炮连一排的战士们推门进了黄堂珍老乡家里。生起火，做了一顿饭，烧了他家几根柴禾，用了几根大葱，吃了半坛咸菜。临走时，一排的官兵们留下6升黄豆作为对他们并不知道姓名的这家老乡的补偿，并写下了一张字条贴在了门板上。黄堂珍回来后，抬眼看见了门上的字条，随之捧起黄豆，情不自禁地感叹：红军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呀！他们与又杀又抢的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于是，他决心将字条保存下来，作个永久的纪念。由于纸薄，粘得又结实，揭下来字条就会撕破。可如果不揭下来，当地正处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自己的生命和字条都难以保住。于是黄堂珍买来了一张门神画，贴在门板上，正好把字条盖上。从此以后，黄堂珍每逢过年，都要小心翼翼地揭下旧门神画，换上一张新的门神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黄堂珍精心地保护着字条，盼望着红军再回来。解放后，黄堂珍揭去了门神画，露出红军留下的字条。1958年，他主动把带有字条的门板锯下，交到涪陵军分区，后经成都军区展览办公室移交到军事博物馆。

　　(本文线索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提供，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文物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