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运城市自7月13日发现首例乙脑病例至今，已报告感染病例69例，其中死亡18例，目前防治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专家指出，全市乙脑疫情虽已得到有效控制，但由于运城市在7、8、9月多雨高温，利于蚊虫滋生传播乙脑疫情，预计9月底之前全市疫情状况才有可能得到缓解，目前仍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在山西运城市采访乙脑疫情时发现，在此次乙脑疫情中，我国农村缺乏健全、完善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基层医疗机构流行病监测设备严重短缺、一些医护人员诊断能力不强等隐患再次逐一显现，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警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尽快完善基层流行病预防控制体系，及早研究和建立新形势下农村流行性疾病防控长效机制。

　　医护人员只能通过目测对病例样本进行常规检查

　　在运城市采访期间，记者多次听到来自稷山、永济等疫情县市的医院负责人反映，受检验设备、试剂和人员素质所限，基层医院通过化验室确诊乙脑疫情存在困难，医护人员多只能通过目测对病例样本进行常规检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病例的病情诊断和救治延缓。

　　这次运城市有九个县区出现乙脑疫情，其中临猗县疫情最为严重。临猗县医院化验室李晓莲对记者说，医院目前只具备做乙脑常规化验的能力，即通过对病例样本进行外观观察，病例血液样本和脑积液样本的进一步化验则需要送往市疾控中心。

　　在运城指导乙脑防治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副所长梁国栋告诉记者，这次运城市乙脑疫情发生后，一些县区因疫情检测设备、仪器和试剂严重缺乏，导致疫情检测受限，医护人员多只能通过对病例的实验室检验结果进行目测。鉴于目前运城市各县市对乙脑的确诊和救治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当地卫生部门要求全市所有乙脑病例采集样本要统一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检测。

　　据记者向山西省卫生部门了解，山西的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2/3，但享受的医疗卫生资源却不到20%；在全省村一级医疗单位的从业人员中，本科学历者仅占0.2%，大专学历者占3%，中专学历者占18.8%，无专业学历者高达78%。即使乡镇一级3.2万名卫生人员中，无专业学历者也占到40.9%；目前全省50%以上的乡镇医院缺少心电图机和X光机，70%的医院没有常规的检验设备。

　　农民看病贵、就医难仍未解决

　　运城市卫生局副局长吕栓过对记者说，此次乙脑发病人群全部来自农村，按照我国现有疫苗接种程序规定，0至15岁少儿享受乙脑疫苗免费接种，成人不享受免费接种。按照一次接种花费12元计算，三次接种要花费36元。这样的价格对于农村百姓来说并不低廉。因此多数农村成年人为省钱不进行预防性接种。

　　此外，据记者了解，此次乙脑比以往致死率高出多倍，除有些高龄患者本身有脑梗塞等基础性疾病外，还在于家里太穷，自己放弃了治疗。

　　临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宋志宏告诉记者，由于乙脑疫苗接种收费相对较高，以往完成农村接种乙脑疫苗非常困难，疾控部门只能对群众展开健康教育，让群众意识到接种的必要性。宋志宏告诉记者，8月9日临猗县曾从运城市疾控中心调回8000人份疫苗，这部分疫苗非国家免费部分，每人接种需要花费28元，在接种过程中便遇到了较大阻力。

　　记者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农民看病贵、就医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农民患病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要到外地或大医院就诊，不仅造成了看病困难，也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目前，农村尚未建立起规范的医疗保障制度，正在试点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只能满足少数农民的需求，而且筹资水平不高，保障能力不强。多数乡镇卫生院处在“空壳”状态，很少有人光顾，以至于在农村出现“小病忍，大病撑，得了绝症等死临”的现象。

　　鉴于此次疫情救治过程中出现患者因经济问题放弃住院治疗的现象，运城市政府已经决定对全市乙脑危重病例进行免费救治。同时规定，目前在院救治的病人如果费用支付有困难，也将免费接受救治。

　　“连人都不来的地方，更别说是人才了”

　　长期关注农村医疗的太原市卫生局农卫处处长魏玉华说，近年来，农村卫生状况有了一定改善，但从总体上看，农村卫生基础工作仍比较薄弱，特别是资金投入不足、卫生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致使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旧存在。

　　太原市阳曲县泥屯镇岔上乡中心卫生院两名乡村医生的处境，代表了乡村医生的生活和工作状况。

　　杨智荣是岔上乡中心卫生院院长，他的办公室仅有五平方米大小。一张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诊床，一张单人床，两把木椅，加上一个写字台将整个院长办公室占满。院里的十四五间房间，用于医疗的仅有两个房间。他说，岔上乡中心卫生院的条件在整个阳曲县属于中等偏下水平。

　　杨智荣说，虽然行政隶属于太原市，但地处偏僻的泥屯镇岔上乡卫生院同样被“农村医疗人才匮乏”这个老问题困扰。杨智荣告诉记者，卫生院共有六个人的编制，实际上班的只有他和原来的老院长王贵全两个。“连人都不来的地方，更别说人才了。”

　　老院长王贵全说的是另一个问题——收入：按照工资制度规定，他每月的工资是1144元，但因为财政没钱，实际发放的工资只是457.6元；而杨智荣更少，只有399.2元。

　　据杨智荣介绍，一次，县里给岔上乡卫生院派了一名大学生来当医生，但到村里看了一下就走了。杨智荣说，他很理解那些走了的和害怕来的大学毕业生，因为在太原开诊所收入肯定要高得多。老院长王贵全也说，前些年分配来不少大学生，可没干多久就跑了，不是因为这里没有病人，主要就是待遇问题。

　　太原市卫生专家指出，现今制约农村卫生事业发展有几大瓶颈：

　　用于农村卫生经费投入不足，政策落实难度较大。近几年来，太原市每年的农村卫生事业经费远远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幅度。有些县(市、区)财政给乡镇卫生院补助只占人员工资的40%，与市委、市政府要求的60%相差较远。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医务人员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又怎能留住人才。

　　农村卫生人员素质偏低，医技人才短缺。据统计，太原市有1013个行政村，898所村卫生室，乡村医生1590名。乡村医生中，大学本科学历的仅有两人，具有大专学历的有50人，具有中专学历的有418人，不具备专业学历的高达1068人。

　　农村卫生资源总量不足，设施简陋，且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目前，太原市医疗卫生资源83%集中在城市大医院，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且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农民患病在当地难以得到有效治疗。全市54个乡镇卫生院X光机、心电图机、B超的普及率分别为63%、44%、50%。

　　农村防疫不能“财神跟着瘟神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非典以后各级政府加强了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建设，但实际上在农村并没有多少改观。临猗等县的基层疾控部门反映，防疫部门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应该是被养的，但现在财政支撑不了这些在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才需要的部门，许多时候不到疾病蔓延就没有财力上的投入。疫情一过去，资金马上也断线，“财神跟着瘟神走”。

　　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很多县及县以下防疫机构已经多年没有更新化验仪器，有些连给职工发工资也困难。在这种条件下，让他们控制传染病和流行病，实在是赶鸭子上架。为了生存，一些卫生防疫机构想方设法自筹资金，相当多的保健站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开展门诊、住院等有偿服务；而卫生防疫站则以“卫生监督”的名义靠罚款收入度日，使预防和控制大规模疫情的能力急剧下降，农村地区离建立起真正高效的公共卫生系统还相距甚远。

　　此次疫情发生后，运城市可以用于应急接种的疫苗储备告急。运城市从太原紧急调运乙脑疫苗40万份，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协调组织，造成疫苗运送环节不畅。乙脑疫苗的储存温度需保持在二摄氏度至八摄氏度之间，常温下六小时以内可确保药效。但记者在临猗县疾控中心乙脑疫苗卸载现场看到，由于时间上缺乏统筹安排，现场没有冷藏车辆等候将疫苗送往距离远的乡镇，也没有附近乡镇的人来领取疫苗。当天临猗县高温至40摄氏度，不知在这样的工作节奏下疫苗的药效能否得以保证。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运城市是乙脑疫源地，往年均有病例发生。梁国栋告诉记者，像乙脑这样的病，目前没有特效药，关键是要做好预防工作，一是接种疫苗，二是搞好卫生。此次乙脑病例全部来自农村，就是这两项工作没做好。

　　梁国栋说，有专家以前估算过，在预防上投入一元钱就可以在看病上少花126元，所以公共卫生体系亟待高度重视。过去人们一直是坚持预防为主，现在把以前的一些好传统丢了。总结历史经验，农村还是要搞全民爱国卫生运动，还是要以预防为主，要进行经常性的健康教育和讲卫生活动，对广大农村的传染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不能仅靠专家和高科技，还是要中西结合、土洋结合，专家和群众结合。(本报记者:高风刘翔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