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是国家发改委近年来第十九道药品“降价令”生效的日子(相关报道见本报8月23日文化新闻版)，当天，青霉素、头孢拉定等99种抗微生物药品大幅降价。本报记者走访发现，“降价令”在各地执行情况总体不错，但也遭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对策”，部分厂家和药店的做法让人感到不可理解。

　　在大连，记者28日随大连市物价检查人员走访了几家药店和医院，发现虽然很多单位都按规定降低了药价，但有的药品生产厂家因降价而停止了供货，已经造成个别药品暂缺。

　　8月28日，检查人员在友谊医院随机抽查了几个降价药品，发现降价政策执行得不错；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里，排队取药的患者很多，医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降价后医院一年将减少收入600万元，因为过去可按进价的15%至30%来给药品加价，现在只能加价15%，进价高的药品还不准超过国家最高零售价。

　　药品降价后，不少患者找到医院要求退药。28日，在大连市中心医院，记者看到有些患者正在找院方“理论”，其中一名患者在27日开了两盒单价为746.4元的药品，由于该药已降为一盒694.2元，仅隔了一天，他就多花了100多元的“冤枉钱”。该院反映，他们当天共接待了18位退药患者。

　　让人担心的是，据大连市几家大医院反映，部分药厂对降价药品停止了供货，已经造成部分药品暂缺，目前医院方正与厂家协调，迫切要求及时供货到位。

　　大连物价检查所一位负责人表示，每次药品降价后，都会有一些药品从患者的视野里“消失”，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种新名称的药品便会“面世”，成分与此前“消失”的药品大同小异，有的甚至换汤不换药，但药价却可以冠冕堂皇地步入“新贵”行列。

　　此次检查发现，有一部分原价位本来就低、这次降幅又较大的药品，厂家已明确表示因为利润太低不再供货，但医院方怕得罪他们，不肯说出厂家名字。这位负责人分析说，医院之所以怕得罪厂家，因为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厂家往往会为医院提供最高零售价倒推至供货价的有关票据，很多医院的不少降价药品零售价正好与国家最高零售价分厘不差，实在蹊跷得很，如果没有供货商的配合，医院很难在降价药品中获取更大实惠。

　　在南京，记者在探访中发现，部分降价药品在医院和药店很难买到，甚至有部分药店表示弃用降价药，这也导致了患者对“降价令”几乎没有感觉。

　　30日下午，在位于南京市中心的乐富来大药房，记者看到，江西江仁制药厂生产的头孢安苄胶囊，规格为0.125×10粒×5板，标价为16.8元。柜台服务人员称，该药目前只有这种规格，并没有听说降价一事。记者致电大药房办公室，办公室人员一边声称没有接到降价通知，但又表示也许会在9月对药品价格进行调整。

　　在新港连锁药房的一个店面，记者也只看到了江西江仁制药厂生产的同规格的头孢安苄胶囊，标价为15元。记者问有没有降了价的头孢安苄胶囊，服务员立刻说：这药先不卖了，调价的通知刚下来，现在药价没有调整。

　　在华侨路卫生院，当记者以病人身份向相关人员询问时，得到的回答均为：青霉素针剂医院早已不进，而平价的头孢安苄根本就没有。

　　采访中，有市民表示，药品一降价就不见踪影，只会让患者对药商和医院渐渐失去信心。而有关部门则表示，对厂家或药店的这一行为，目前尚无政策约束。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说，降价药遭弃用，正是病人屡屡反映对药品降价没感觉的原因。另外，现在的药品都有很多同类药物可以替代，如果医生考虑到经济利益，就不会给病人开降价药物，病人还是难享降价带来的好处。

　　药品降价为何“雷声大雨点小”(快评)

　　闻白

　　药品降价了，降价药品却不见了――来自大连和南京的消息，让人再次对药品降价政策的实际效果产生了怀疑。

　　这种怀疑是有依据的，因为同样的场景已经重复了18次。此前，国家发改委先后18次公布药品降价政策，可统计表明，前18次药品降价只使全国百姓每人每年买药支出少了2.5元。也就是说，下了18次大雨，真正淋到老百姓身上的没有几滴。

　　这是为什么？公认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目前的药品流通环节过多，层层“剥皮”，药品降价，利润减少，无论是生产厂家还是流通环节，都没有了积极性；二是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药品降价也压缩了医院和医生的利益空间，降价药品难免被打入冷宫。这样，降价药品遭到层层抵制，惠民政策被层层消解，老百姓自然感到“雷声大雨点小”。

　　药品降价政策被频频“截留”的事实提醒人们：要根治药价虚高的顽疾，靠“单向突破”恐怕很难奏效，只有价格调控、流通秩序、医疗改革等政策统一协调推进，形成合力，药品降价的及时雨才能最终落到百姓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