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国危机重重。

　　这一月，侵占东北3年多的日本关东军，相继两次制造“察东事件”，把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地区。

　　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却把数十万重兵调向大西南，“围剿”长征途中的红军。

　　3万对40万，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兵力悬殊达到长征以来之最。在湘江岸边未能置红军于死地的蒋介石，发誓要在贵州境内“解决”红军。

　　但，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变了两军对垒的战局，也从此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在黔北小城遵义秘密举行的这次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酝酿：在危急的时刻

　　历史回放——

　　离开中央苏区3个月了。红色大军被迫撤离时的号角，化作了历经劫难的悲歌。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此时，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血战湘江后的悲情，笼罩着这支缺弹少粮、疲惫不堪的远征之师。

　　敌人的重兵已在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设下了口袋阵——红军，面临着第五次反“围剿”后最艰难的危局。

　　失去军事指挥权两年之久的毛泽东，就是在担架上也没有放弃过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从湘南通道到黔北黎平，毛泽东等人与“左”倾领导者一路争论。1934年末至1935年初的3个星期内，中央连续召开了三次紧急会议。

　　通道会议，开始采纳毛泽东建议红军改去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的主张；黎平会议，最终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决定放弃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猴场会议，确定了西渡乌江的行动方针，并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

　　所有的变化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变化，所有的期盼铺垫着一个重大转折——遵义会议。

　　见证者说——

　　方强(95岁，健在老红军)回忆：打来打去、绕来绕去，我们总也摆脱不了敌人。虽然先后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同时红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危急关头，红军突然另辟路径，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改变行动路线，犹如一着高棋，把满盘皆输的局势缓和下来。这是谁的主张？我偷偷地问政治保卫营营长吴烈同志。他故意眨眨眼睛，然后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旁，悄悄告诉我一个名字——毛泽东。

　　专家点评——

　　费侃如(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毛泽东等就对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提出过许多很有见地的批评意见。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关于进军路线的争论，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领导和错误军事领导者之间的斗争。通过这三次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已经开始被政治局内大多数同志所接受，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思想、军事、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转折：历史作出选择

　　历史回放——

　　把遵义城一分为二的，是一条与红军大血战之地同名的河流——湘江。

　　但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

　　湘江河畔一座本属于黔军师长柏辉章的两层小楼里，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把失败归咎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等客观条件。

　　毛泽东在会上进行了长篇发言。他用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用粉碎敌人前四次“围剿”的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党在制定战略战术上犯错误的结果……

　　坐在门口的李德一言不发，面前的烟头堆成了小山。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代表在到任后的短短一年多内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不仅葬送了中央苏区，而且使红军在长征初期屡遭重创。

　　3天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指挥权，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见证者说——

　　杨世林(89岁，健在老红军)回忆：当时，我们警卫班负责柏公馆南门的岗哨。天刚黑，大门上的煤油灯就点亮了。博古来得最早，平时他很和气，但那天沉着脸。毛泽东和张闻天接着也走过来了，两人低声交谈，张闻天还不时点头。李德和翻译伍修权来得最晚，李德穿了一双大皮鞋，脸很红，显得十分疲惫。

　　专家点评——

　　金一南(国防大学教授)：遵义会议以前，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来都是尚方宝剑。中国共产党被强加了“两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国际路线。两个百分之百，给惨淡经营的苏区和红军几乎皆带来百分之百的损失。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的艰苦努力，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续篇：智慧改变了战局

　　历史回放——

　　一路围追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并不知道遵义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蒋介石不会没有觉察到，1935年1月开始，战局有了不同，对手有了变化。

　　史料记载，时年3月24日，蒋介石偕夫人飞抵贵阳，督帅“剿共”；4月5日，在贵阳东南发现红军活动，担心来攻，彻夜未眠，后由贵阳飞至昆明；4月9日，急令各路追剿军驰援贵阳；4月10日，飞回贵阳，后急电龙云防堵红军入滇；5月10日，获悉红军渡过金沙江，急忙再由贵阳飞昆明，令中央军及滇军向金沙江追击红军……

　　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以一系列军事史上罕见的大手笔指挥红军时西时东、影南实北，牵着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的鼻子在黔滇之间来回调动，最终跳出了40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在千山万水间从容飞渡，中央红军最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

　　这一切，都是因为毛泽东重掌了红军的指挥权。

　　见证者说——

　　张爱萍(遵义会议前后任红3军团11团政委)生前回忆：遵义会议后不久，我们就在娄山关战斗中歼灭了蒋介石嫡系吴奇伟两个师，这是我军长征以来获得的首次大胜。部队换了好枪，补充了弹药、物资，战士们喜气洋洋地说：“这是毛主席运动战的灵验啊！”

　　我们不由得回想起遵义会议以前的情况：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采取了什么“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单纯防御，使这次反“围剿”遭到失败。而在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在前堵后追的敌人面前，不是积极地寻求战机歼灭敌人，而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我军处处受制于敌，每天都被“狗”咬着，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好。再看一下遵义会议以来的情形，真是走的利索、打的痛快。两下对比，越发体会到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王道金(91岁，健在老红军)回忆：“遵义会议”这个叫法，我们是到云南扎西以后才知道的。营教导员说：“中央开会了，开得很好，毛主席又被请出来工作了，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四渡赤水，部队很累但士气高昂，上面说了，云贵川走到哪里都是我们的根据地！

　　专家点评——

　　徐占权(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遵义会议的成果，首先反映在会后红军的战略方针上。遵义会议确定了北上方针，但毛泽东并没有拘泥于既定的方针，而是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的实践证明，以遵义会议为起点，全党全军开始了以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为指导的新的历史时期。

　　尾声：永远的遵义

　　1998年9月14日，杨尚昆辞世。至此，遵义会议的20位参加者全部逝世。

　　虽然他们永远地带走了关于这次会议诸多细节的密码，但遵义会议所确立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所开启的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先河，促使我们的党和军队走向成熟，为我们今天进行新长征留下了重要启示和宝贵经验。

　　到2006年8月，开馆51年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已接待中外参观者3500多万人次。

　　正如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生前所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着遵义会议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