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龙江省某护士“虐猫事件”引发网络第一张”追杀令”，到一个网名“铜须”的男子因涉嫌一场婚外情引起的“网络追杀”，及至8月31日《东方早报》报道上海教授张结海发起的“网络追逐流氓外教大行动”，三起事件无一例外的，都是某一个体网民以一种道德义愤怒火，引燃网络公众的普遍情绪。他们以跟帖与转帖的形式，高举起一支支道德之剑，在网络江湖中扮演起正义侠士的形象。

　　如果上海教授所举“流氓外教”事实成立，的确令人愤怒。但在一个法治社会，有罪判决只能依据法律，而对此进行的调查与处罚，也必须来自法律授权。舍弃正当解决渠道的“网络追杀”行为，无疑是一只法外之手，突兀且无理。所以，在系列“网络追杀”事件中，我更加关注于：我们难道真的要做一个“以键盘为武器”的“网络暴民”吗？在“铜须事件”中，一名网友曾表示，“以键盘为武器砍下奸夫的头，献给那个丈夫做祭品”。《国际先驱论坛报》则以“以键盘为武器的中国暴民”为题，激烈抨击中国网民的“暴民现象”。

　　我充分尊重在“流氓外教”事件中网民自发的民族尊严感，我也充分尊重网民表达的权利与自由，如果这一切都是起于网络，止于网络，仅限于网络。但现在的问题是，更多的人从一开始，就将虚幻的道德义愤置于个人真实的权利之上，正像媒体所界定的，“一些匿名网络用户聚集起来，对一些真实或想像的道德罪行进行调查并执行处罚”那样，“网络追杀”实质涉及对于个人隐私等正当权利的侵害。

　　前两宗“网络追杀令”的后果已经昭然：黑龙江“虐猫事件”中的虐猫女子，因各方面压力过大，被迫停学。“铜须事件”中，数万网民组队搜出“铜须”的真实身份和地址，把他逼出大学校园，甚至迫使其家人不敢出门和接听电话，令当事人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而“流氓外教”事件一开始，始作俑者就开宗明义：“我已经决定把这个英国垃圾赶出中国……”

　　当“流氓外教”遭遇“网络暴民”，后者较前者更多地传递出来一种恐惧。我对于“网络追杀”行为感到可怕，并不全在于其追杀对象的一些行为，常常是未经证实的，以及其所造成的对于当事人的伤害，而在于它让人于现实的秩序之外，树立起了对于网络暴力的信奉与依赖心理，从而形成对尚待完善的法治精神与文明的颠覆。同时，它也带来一种让人深以为虑的假设，就是当这种做法一旦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网络追杀”行为，就可能成为一些匿名者躲在暗处射出的带毒之箭，并演变成为一种罪恶的广场式狂欢。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警慎一种以自由的方式扼杀自由，以表达的方式限制表达的可能。毫无疑问，群情激愤的网络口水，淹没了另一方正当表达的权利，他们的自由与权利，在更多人看起来已经无足轻重。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个人表达的空间与自由。要知道，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东西！因此需要警惕，“网络追杀”现象，可能存在的暴民思想与非理性行为会予人口实，反过来成为对于网络自由横加干预的充分理由。这是我们今天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谁有权力高坐于道德的顶端？谁是有权向非道德者投掷石块的那个人？我想说的只是，任何对于现实公序良俗、法律制度的超越，都将构成对人类自身的侵害。如果键盘真的会成为一种武器，那也只能是一把双刃的剑，结果只能是令握着它的人双手流血。所以，应当让法律的归于法律，让道德的归于道德，并在此基础之上，建构法治社会基本的网络文明。(杨耕身)